深秋是一个让人不断沉思、进而无限靠近事物本质的季节，它摒弃了空洞不实的繁华，赋予世间万物以宗教般的谦卑与宁静，以素面朝天的勇气接受岁月的检验。恰在这时，我读到了侯波先生的中短篇小说集《春季里那个百花香》。我读的这个版本不是作者的珍藏版，而是一本印刷质量还不错的影印版。原版稀缺，足以说明作品走俏。加上作者亲笔签名、钤印，颇为珍贵。
　　全书由5篇小说组成，分别讲述了发生在陕北农村的几个有趣的故事。如聆听从前的陕北说书匠弹三弦、腿打板、抖动麻喳喳走村串乡说书般淋漓酣畅。这部集子拿起容易放下难，忍不住用周末两天的时间一口气将它读完，不由惊叹作者设悬念、布情节、讲故事、塑形象的功夫。而这些功夫其实在文字之外，是源于他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对农民生计命运的感同身受，对城乡二元结构、基层治理、文明教化、价值重构等社会深层次问题的长期思考。
　　《上访》中祁乡长的表现让人同情与敬重，人物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看过后，这个人物形象一直在我脑中萦绕，在我眼前浮现。林平乡的郑书记去党校学习了，大量的工作任务都落到祁乡长肩上。关键时候看担当，梁县长的信任、乡亲们的期盼、接二连三解决不完的棘手问题，不容他有一丁点松懈。为保障乡村公路建设不受影响，他实干加巧干推进征地拆迁，引导乡上和七站八所与拆迁户有亲戚关系的领导干部实行承包负责制，将困难化整为零，各个击破，办法不能说不“高明”。但韩胖子仗着外甥是副县长，偏要当“钉子户”，想多拿些补偿款。其他人也都看他的样儿。祁乡长从武侠小说里学到绝招，一下抠住了韩胖子曾经多占邻居宅基地这个“命门”，县土地局据实丈量并“吓唬”韩胖子要缴纳罚款。事实摆在面前，他外甥也不敢罩着他了，韩胖子只得主动配合，总算把拆迁的事“摆平”了。
　　为落实县上领导从沿海引进的独根红韭菜的种植任务，他鼓励并引导村民大量种植。后来因其不合消费者口味，市场不接纳，导致韭菜大量滞销。他们来找祁乡长，并扬言说如果乡上解决不了，他们就要到县里、市里上访。幸好祁乡长的妻子翠花急中生智，想出让乡上干部带头购买韭菜、降低菜农损失的办法，感动了众乡亲，帮乡长化解了难题。临近年关，乡上收入不行，招待费紧张，不但欠着食堂、门市不少钱，还欠了乡上干部的奖金、下乡补助费用等，加起来足有五六万元。逼得祁乡长不得已，找到本乡走出的成功人士——省文物厅下属景点的副总经理马福荣。当时，他正在老家为母亲守孝，准备过了“三七”离开。祁乡长便提了酒肉，登门拜访马总。见父母官驾到，马总也就不再矜持，破例开始饮酒。乡长讲出眼前困难，马总满口应承，可以利用自己与文物厅厅长关系要好的优势，以维修该乡现存的明代遗迹石马陵为名，争取二十万元，并提出让乡长为他兄弟在公路边划一院地方的要求。乡长想到那二十万元，只得答应。随着酒精的催化，马总的司机竟提出让乡长找一处歌舞厅，说马总想一展歌喉。祁乡长、文乡长只好在临县一个乡镇订了一家歌舞厅。
　　小说中，市县都以为林平乡的公路征迁问题解决得最好，谁知就在市长将这里作为示范点来观摩时，以韩胖子为首的十一户村民拦住了市长的车，弄得祁乡长没有一点面子。幸亏市长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现场提出为拆迁户建新房并给予贷款贴息、延长还款期限，总算稳住了群众的情绪。梁县长次日就把祁乡长叫到办公室狠批一顿，但他还是爱惜乡长的才华，用写毛笔字缓和了气氛。正在这时，一大堆人又聚集到县政府上访，原来是林平乡的群众。不过他们这次不是来闹事的，是误以为县上要撤祁乡长的职，他们是来共同请愿，保护祁乡长的。梁县长大为感动，挥笔写下“公道人心”四个字并送给祁乡长，群众将这幅字挂到了乡政府会议室。
　　“上访”是贯穿这篇小说的主题词，同时也是知晓百姓需求、了解社会问题的最好途径。作者敏锐地将其作为透视大社会的一个小切口，从文学的角度发掘蕴藏在社会底层的、支撑社会大厦的原生动力，可谓找准了穴位。小说中那个叫张大脑的人看得清楚，“其实你不怕，只要放开了，恐怕就没几个人上访了。”祁乡长顺着他的话说：“我先前还和人说过，谁都有个怕的，要问现在领导怕什么，其实最怕的就是闹事、上访，这是所有当官者的软肋。于是，群众摸着了这个规律，任何事情都不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反正就是在政府门前闹事、上访。这一上访，领导就慌了，就给下边打电话，要下边解决。下边不解决也没办法，处处又是一票否决。”这段对话道出上访者、被访者的心声。可见，此篇小说能在《当代》杂志发表，自有其道理。
　　《春季里那个百花香》标题读来朗朗上口。它原是一句歌词，在书中是一篇小说的名字，在小说中是一个秧歌剧的名字，也成为了整部作品集的名字，足见作者对它的喜爱程度。小说反映了农村收入问题解决后出现的信仰危机、文化缺失、人心涣散等问题，村民通过信奉基督教来安顿内心，靠麻将、赌博来打发闲暇时间。乡上要求村里闹社火，这可难坏了村长侯方方。他一时难以把队伍组织起来，只得倚重在村里妇女中颇有凝聚力的“红鞋”。“红鞋”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一个“悲催”的故事。是因为此人上学时参加秧歌演出后，偷偷藏了一双红鞋，后来拿出来“显摆”，被人发现了。红鞋被追缴回学校，“红鞋”这个外号却再也洗不掉了。想想看，这件事对她本人造成多大的羞辱。好在她性格开朗、倔强、大大咧咧，并不将这些当回事。她性格的形成还和她后来的经历有关。她妈去世早，她爸给她找了后妈，她难以融入这个家庭。在中学时和班里的一个男同学谈恋爱，还打过一次胎。后来被那个男同学抛弃了，她精神上受到刺激，得了羊角风。最后，老实巴交的海海接纳了她，公婆视她若己出，她才真正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她那一辈子爱红火、会说书、爱打锣鼓、能唱小曲的公公尽管病得不轻，还挣扎着看秧歌、看押单双，在赌博场被派出所执法人员抓去。当侯村长和红鞋终于凑够了罚款，正准备想办法把老人接出来的时候，没想到老人却昏死在派出所，最终也没能抢救过来。红鞋非常孝敬老人，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公公的去世与派出所的“蛮横”执法有直接关系，以她的性格，势必要与派出所的执法人员争个鱼死网破。派出所给乡镇书记、村主任做工作，让他们安抚红鞋。在这些人都拿她没办法的情况下，派出所以红鞋信奉“邪教”的罪名将其扣押起来。村里那些妇女向耶稣祷告，保佑红鞋早日回到她们中间。小说的结尾让人觉得意犹未尽。红鞋的遭遇如何，派出所的计谋是否得逞，平头百姓的故事还会怎样延续，读者心里有太多的放不下。
　　《二〇一二年冬天的爱情》给读者卖了一个很大的关子。被小董和春天两位年轻村官苦苦监视着的、疑似赴京上访的老钟、刘五朵夫妻二人，直到最后才露出真容。他们不但没有去上访，反而救了小董的性命。小说的结局出人意料，痛苦而美好。他们过去对这两口子的种种猜忌、厌恶甚至“愤恨”都化作无限的懊悔。两个年轻人之前那么“正儿八经”地尽职，在事实面前一下子就成了丑陋、可笑的“小儿科”。唯一让人欣慰的，也许是这两名村官在“稳控”工作过程中的无缝衔接与配合，使他们收获了冬天里的爱情。
　　《贵人相助》中，真正帮助乡镇书记折方宇升迁进步的不是一掷千金的商人老宋，不是神仙显灵，不是对他趋之若鹜以达到各自目的亲朋好友，而是父亲不昧良心的前车之鉴，是父亲对他的期望。这个“贵人”终于使他“奇迹”般被提拔为主管农业的副县长。读过这篇小说，让人感到这个社会如果缺少了君子人格、道德规范和良知坚守，即使有再发达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也终究是物质的“裸奔”，终究会完蛋。作品具有返朴归真的内在品质，如一汪清凉的山泉给这个浮躁的世道降温。
　　《埋坑》是乡村版的“福尔摩斯探案记”。作品从一宗扑朔迷离的案件中折射出基层警察的曲折艰辛，揭示出人性的矛盾、虚伪、狡黠，写出小人物的压抑悲苦，让人读后哭笑不得。小说一波三折，严丝合缝，却不露斧斫之痕，体现出作者敏锐缜密的推理思辨能力，将一支纤笔舞成宝剑，风雨不漏，夺人心魄。
　　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读完这部小说集，深切感受到作者的幽默来自对农村生活的细微体悟，来自对吾土吾民深沉的热爱与悲悯。“春季里那个百花香”，苦里带着甜，痛中含着笑，辣中透着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