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了，我忽地想起了陕北的米黄儿。
　　米黄儿是陕北人粗粮细做、用以迎接新春佳节的美食之一。
　　至今，我依旧忘不了米黄儿那酥酥的、软软的、甜丝丝的滋味。
　　插队那会儿，人们平时吃饭特别简单，炕上小餐桌的主角是玉米面窝窝、豆子面面条、酸菜、辣椒面。那时，是以填饱肚子为目的。
　　但到了腊月，人们便不再满足于填饱肚子，不再把自己束缚在小餐桌上那乏味的食物清单上，而是动用家里的储备粮，耗费时间和精力，要打造出美食的新境界。于是乎，我们南窑村那浓浓的年味便随着袅袅炊烟飘散开来。
　　针对粗粮多、细粮少的现实，南窑村的巧妇们粗粮细作，能制作出风味各异的吃食。腊月初八后，村里不少人家就开始摊米黄儿了。米黄儿摊出后，她们马上会想到村里的“新移民”——北京来的那五个女子。她们离家远，吃不上自家爸妈做的好吃食。于是便会支使身边的娃儿说：
　　“快去，给你姨姨们送几个去，叫她们尝尝好吃不好吃。”
　　于是，乖巧的娃儿就举着自家的米黄儿跑着送到知青窑里。东家送三个，西家给五个。那米黄儿，色泽金黄金黄的，半月亮形，光外观就诱人极了；吃起来外酥里软，既有黄米的清香，又有米糖的甜味。我们一边吃着从未吃过的美食，一边对其赞不绝口。没想到世上竟有这等好吃的东西，珍馐美馔般撩涮着舌头，美太太的！
　　美味激发出欲望：我们要自己摊米黄儿。
　　村里贺文祥的婆姨，听说知青想摊米黄儿，知道靠她们自己的本事是摊不成的，就亲力亲为来给我们摊米黄儿。
　　我们称呼贺文祥的婆姨为婶婶。她四十来岁，正值中年，人精瘦干练，是村里的巧妇之一。她不仅能干，为人还有一腔古道热肠，尤其对我们远道而来的五个女知青，更是关怀备至。
　　米黄儿的制作程序十分繁琐。首先，要把黄米浸泡一夜，浸透后捞出沥干。然后才能将其放到碾子上去碾压。那天晚上，她帮我们把黄米泡上，并嘱咐说：
　　“明儿个一早可要把米捞到筛子里沥干水。”
　　“您放心吧，我们自己来捞米沥水，这个会干的。”
　　我们的隔墙邻居是孙文明，他家院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槐树，大槐树底下就有一座大碾盘，村里人都来这里碾米压面。我们的黄米沥干水后，自然也把它摊到这个大碾盘上来了。碾米面那天，我们五个非常高兴，唱着，打闹着，个个把自己变成了勤劳欢实的毛驴子，抢着一圈一圈地推碾子。婶婶一只手拿小铁铲，不停地在碾盘上把压扁成饼的米面铲起来疏松；另一只手拿笤帚，将碾盘边沿的米面往里清扫。轮番几茬后，面出来了，婶婶用她家的精细箩子筛面。她一边筛面一边兴奋地说：
　　“我来给你们摊米黄儿，保证好吃！”
　　“婶婶，您得给我们摊一大笸箩！”
　　“用那个最大的面瓮，可以发好多面。”
　　“好，多摊些，叫你们吃一个正月。”
　　碾盘前，我们像鸡娃子追随老母鸡一样，围着婶婶叽叽喳喳。
　　婶婶把黄米面在大面瓮里调成稠糊糊，放上了酵子，那糊糊就像北京人熬的玉米面粥。当面瓮里的米糊糊冒小泡时，就可以摊米黄儿了。
　　记得摊米黄儿前，我们在村里借来了五六个鏊子锅。每个鏊子锅直径不超过二十厘米，底端边缘有三个支架，锅底凸型，上面有锅盖，锅盖上面还有提手，蛮精致的。婶婶说摊米黄儿得用弱柴，不能用做饭时烧的那种柴。平时做饭烧的柴是从山里折来的灌木，那叫硬柴；庄稼秆、玉米芯这类才叫弱柴。那天我们从场院找来一堆玉米芯，婶婶说这最适合摊米黄儿用了。
　　摊米黄儿开始了。婶婶搬个小板凳坐在我们窑洞灶台旁，将一个个鏊子锅间隔开，摆成半圆的弧形，围绕在自己面前。她给每只鏊子锅的锅底都点着了玉米芯，当鏊子锅烧热后，她就用沾油的半截萝卜头依次在每只鏊子锅里一抹，然后从面瓮里舀一勺米糊倒进鏊子锅，鏊子锅便发出嗞啦一声响。她又舀一勺米糊倒进下一个鏊子锅，又是嗞啦一声响。就这样，嗞啦、嗞啦一声接一声，面对着五六个鏊子锅，身手麻利的婶婶井然有序、忙而不乱。当最后一个鏊子锅盖上盖后，第一个鏊子锅里的圆形米黄儿便熟了。她便用手将米黄儿一对折，米黄儿就成了半月亮形。锅盖一个个依次打开，米黄儿一个个依次成熟。几分钟内，那第一茬米黄儿的香味便弥漫了整个窑洞。
　　我们五个知青捧着滚烫的米黄儿，一边将其在手里来回倒腾，一边呼呼吹气让它速凉，然后争着往婶婶嘴里送。
　　“你们先吃，你们先吃，我顾不上啊！”只见婶婶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婶婶，你一定得先吃第一口！”
　　“你们听我说，米黄儿晾凉了好吃，比这会儿酥，也比这会儿甜。”
　　“快些儿！快些儿！这一茬又熟了，快往笸箩里搁。”
　　米黄儿一茬茬成熟，我们一茬茬输送，笸箩里的米黄儿一层一层加高。我们看着婶婶有条不紊、得心应手地摊着米黄儿，心里便阵阵发痒，忍不住对婶婶说：
　　“我们自己试着摊摊，咋样啊？”
　　“你们自己摊？”
　　婶婶的眼神里充满着疑惑。
　　“试试嘛，总是要学的。”
　　婶婶不情愿地离开小板凳。我们争先恐后，都想一显身手。
　　李淑勤说：“我看咱们还是分工合作，婶婶是老师，负责指导咱们。”
　　“好吧，说干就干。”
　　于是，我们五个管抹油的抹油，管倒糊糊的倒糊糊，还有的只管出锅对折米黄儿，我是管烧火的。
　　婶婶对我烧火不放心，一再叮嘱：
　　“你烧火可得拿捏着些。要掌握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小了摊不熟，大了会烧焦的。”
　　“好的，好的，我一定拿捏着些。”
　　我接着婶婶的话茬一再表决心。
　　起初，虽然慢点，但在婶婶的指导下，运转操作还算正常。我把火候拿捏得也不算太差。紧接着，一个个黄澄澄的米黄儿被折成半月形，逐一码放在笸箩里。但渐渐地，大玉米芯烧完了，剩下的是些半截的玉米芯的或小玉米芯头，鏊子锅的锅底下不容易架空，缺了氧气，火时旺时灭。不随人愿，程序在鏊子锅的锅底“卡壳”了，米黄儿的颜色变得深浅不等，有的甚至发焦。
　　火一灭，大伙就急，七嘴八舌地催。我只好双腿跪地，撅着屁股对着锅底呼……呼……呼地吹。这个锅底吹旺了，那个锅底又奄奄一息。伙伴们见我吹得辛苦，就又争着来帮我吹。窑洞里浓烟飞灰缭绕，呛得人喘不过气来。眼珠呛红了，不争气的眼泪像断线的珍珠般流出来了。大家个个儿成了不用化妆的大花脸，女鬼似的。
　　“你们出去躲躲，还是我自己来吧。”婶婶撵我们出去。
　　“您也出去躲躲烟吧！”
　　“不用，你们快走。”
　　我们终于抵不住浓烟飞灰的逼迫，被呛得跑了出去。仰头看，窑洞的小窗户正呼呼地向外冒烟，像着了火一样。真不知道婶婶一人在窑里是怎样忍受那呛人的烟味……
　　待我们平静下来再回到窑里，鏊子锅底下的火苗被婶婶拿捏得燃烧着，呛人的浓烟也散了。婶婶摊的米黄儿，大小、薄厚、色泽都一致，整齐地摆在笸箩中。酥酥的，软软的，甜丝丝的。那特有的米香味，满院子都可以闻到。
　　米黄儿虽然是杂粮食品，但在那个年代，人们也不是经常能吃到的。一般人家一年也只在春节时候摊一次。但，一摊就是满满一大笸箩。
　　现代人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如今的南窑村早已不是我们插队时的南窑村了。但不知过年时他们是否还摊米黄儿？假如还摊的话，是否还能再寻找到往年的味道？
　　今天，世界各地的食物在北京城交汇，口味也日益和全球趋同。要去品尝正宗的土耳其烤肉，地道的西班牙海鲜饭，或是原汁原味的法国大餐……对我已不是什么难事。离开陕北也快五十年了，但那米黄儿的味道，却熟悉而顽固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它就像一个味觉定位系统，一头锁定了千里之外的陕北，另一头则永远牵绊着我深处的怀念。
　　凡在陕北插过队的知青，都将陕北称为第二故乡。故乡的味道，究竟是什么味道？
　　我想故乡的味道应该是，藏在我们每个知青心底对陕北第二故乡热爱的味道。
　　吃腻了大鱼大肉和白米细面，能再尝一口米黄儿那酥软香甜、回味无穷的味道，该多好啊！
　　米黄儿，虽不是稀世佳肴，但那浓浓的乡土风味，却能勾起远在北京的知青们那份淡淡的乡愁。
　　想起它，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暖；
　　想起它，我就想起了南窑的乡亲；
　　想起它，我仿佛又回到了南窑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