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分、分，是学生的命根。”1958年，我在北京上小学的时候，上课总是“晕晕乎乎”，听不懂老师讲什么。不会听课，也不注意听讲，作业更不能按时完成，心里像长了草一样。可放学后，精神头却十足，和胡同里的小朋友弹球、拍洋画、捉迷藏、抓蛐蛐。男孩子能玩的都玩儿，就是玩儿不够。为了学习，老师反反复复没少找家长。
　　随着一天一天长大，我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懂得了知识的重要性。为了提高学习成绩，我收了贪玩儿的心，开始上课注意听讲、努力学习、认真写作业。三年级的时候，我顺利加入了少先队。随后按部就班上了中学。
　　可上中学后没两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校开始搞运动，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夜之间，冒出这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弄得我有点不知所措。
　　1969年，我“晕晕乎乎”地随大流来到陕北延安插队落户。1969年2月，在离春节没有几天的时候，我们乘坐着知青专列，从北京火车站直达铜川火车站。然后从铜川坐着带篷的军用卡车颠簸在黄土高原的盘山公路上。当时，冷的我们相互依偎在一起，抱团取暖。坐在卡车上，透过篷布的缝隙一眼望去，看到这里除了天空就是千沟万壑的黄土地，偶尔能看到山坡上星星点点的土窑洞，当时，我的心都凉了。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从此，我开始了插队生活，
　　陕北很少有平坦的田地，我们都在坡坡峁峁、沟沟壑壑的梯田里干活。几个月下来，鞋穿破了，手上磨出了茧子、肩膀磨出了血泡，晒得黢黑。还好，也算是硬撑下来了。
　　快到年底的一天，下工的时候，队长对我们知青说：“今天晚上队部开会，你们知青要准时参加。”
　　那天晚上，窑洞里烟雾缭绕，五味俱全。那么大的窑洞只点着一盏15瓦的灯泡，看不清人的脸。社员们挤满了每一个角落，有的谝闲传，有的挠痒痒、挤虱子。看到他们这样，我身上也痒痒了起来。有的男社员转着线轴纺线线、织毛袜，有的老乡磕着鞋里的土，有的眯着眼睛吧嗒吧嗒吸着旱烟，还不时在鞋底上磕去烟灰，接着又装上一锅儿烟叶。那会儿，我还不会吸烟，又不敢离开，只能强忍着呼吸。虽然旱烟呛人，却掩盖住了汗臭味、体臭味和脚汗味。
　　人到齐了之后，队长说：“大家静一静啊，年底了，把今年的工分评一评。希望大家一定要本着严肃认真、公平合理的原则。”一听这话，窑洞里立马鸦雀无声。
　　工分是牵扯到每一位社员切身利益的大事。大家没白天没黑天地出工出力，目的就是为了多挣几个工分，多拿一点收入养家糊口。接下来，大家七嘴八舌，一个一个进行评定。老人和妇女的工分评得很快，一般都是根据劳动强度大小，给六分左右。轮到给我们知青评工分了，队长说：“知青嘛，初来乍到的，工分就由队里直接评。”当时我“晕晕乎乎”的，不知道工分是什么概念。心想，评多少就多少吧！好像是预谋好的一样，我们知青的分值都不高，和妇女的工分不差上下。最后，队长又简单总结了一下队里一年的工作，谈了谈明年的打算，就散会了。
　　没想到的是，来年供应粮断供了，知青和社员一样，只能靠工分分毛粮。刚来插队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一直可以吃供应粮，可以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可谁能想到只吃了一年的供应粮，就吃不到了。此时，我切身体会到了“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这句话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