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的确是一个朴素而又精辟的道理。知青对此深有体会。
　　那时候，不要说贫困地区，就是粮食供应相对充足的县，吃饭问题也是困扰知青的头等大事。因为大家即使在食能果腹的前提下，也还存在着改善伙食和增加营养的欲求。这种如今人人皆可满足的欲求，在当时却可望而不可即。
　　1970年初春的一天下午，我从公社办事回来，一进村就听老乡们说，知青们正在杀猪，让我快回去看看。我听后惊诧不已，未及细问就跑进了我们居住的院落。只见院中架着一口大锅，锅中热气腾腾，锅底余火未烬，枣树上倒挂着一头已被去掉头蹄、正待开膛破肚的肥猪。这头猪还真不小，看上去有百十来斤。它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暗想，还挺专业的，一定是马三的杰作。
　　说起马三，还真是个能人。他胆大心细，兴趣广泛，似乎对什么都略知一二，难怪许多人都说他是“万事通”。大家与他相处久了，凡事都相信他的经验和判断。有这样一个现成的生活顾问，确实是我们知青的幸事。
　　知青们见到我更是兴奋，不等我问，就七嘴八舌地告诉我，说那头猪是他们花十块钱买的。马三见我面有疑色，便细说了端倪。原来这头猪是一家农户的病猪，因突然发病又医治无效，主家准备将其掩埋。这一幕正巧被这伙知青撞见，便花了十块钱买了回来。按说知青都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却为何有如此大胆而果断的举动呢？难道他们真的不怕食物中毒？
　　可事实是，因了马三的拍板，故而大家深信不疑。
　　当然，还有那久违肉香的诱惑。
　　我凭着自己的常识，审视了一下肉色，还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马三趁机说：“病毒主要在内脏和血液中，这是头活猪，又放了血，只要不吃它的内脏，保险没问题。”他是行家，理由又这样充分，我自然无力反驳，更难以面对大家期盼的目光。再说，我的心情不也和他们一样吗？于是停止了争论，开始和大家讨论如何消受这块仿佛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记得当日晚饭，就由马三操厨，做了一盆北京风味的土豆烧猪肉。这个菜烧得特别好，土豆金黄，肉色红亮，浓香四溢，酥软适口。大家一开始还谨慎地小口品味，随即就转入大吃大喝。边吃边不住地喊，真棒！马三也吃得面泛红光，细眯着眼睛得意地说：“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吧！”他建议将剩下的猪肉妥善保存，不能一下吃光，要细水长流。大家很以为然。
　　当夜，在马三的指导下，大家一起动手，仔细将剩余的猪肉进行了处理。将一部分放到凉窑里冷藏起来，一部分切成长条腌起来，头、蹄、肘酱好备用。
　　自此以后，约月余时间内，我们日日享受着食肉的快乐。马三也尽展了他高超的厨艺，什么京酱肉丝、葱爆肉片、红烧狮子头等，都做得很正宗。大家也吃得很开心，好像天天过着大年。
　　那时，我们好像都不自私。在自己享受的同时还请前来串门的知青们品尝。串门的知青们品尝后更是喜出望外，说我们的生活水平超出了当时北京人的生活水平。我们心里都清楚，此说并不夸张。因为当时北京人吃肉也很困难，每人每月只凭票供应半斤，哪舍得把肉用于如此讲究的吃法呢？老乡们尝后也赞叹不已，并向马三请教了具体做法，说以后自家杀了猪也要学着做。
　　随着保存的猪肉日渐减少，老乡们都说我们比来时白了、胖了！我们互相审视，发现彼此的确比来时白了、胖了。我们知道，是那些猪肉在我们青春勃发的肌体中产生了神奇的作用。但大家均似有所忌，皆心照不宣，只归因于当地的水土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