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上山下乡的大潮把我们五个女生分在了官庄公社那只有七户人家的高家河小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秋天，各种农作物都收割完了，全部装进了各家各户的囤里，往日忙忙碌碌的小山村安静了下来。清晨，也听不到队长在硷畔上扯着嗓子喊到哪块地除草、到哪块地割麦了，生活也显得悠闲自在。这时候，我们知青就想到了回家。
　　我们队最初有五名女生，其中，中途回北京了一名，转插河北一名。所以，村里的北京知青就只剩下我、王玉茹、王洪三人了。
　　一天，在条子塬插队的我的同学张京枝来找我们搭伴回家。可当时，有消息传出来，说陕西省禁止知青年前回家，为的是让知青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各车站接到了通知，都不给知青卖车票。但听说山西省无此禁令，知青们可以自由往来。
　　当时我们正年轻，精力旺盛。于是决定四人结伴徒步过黄河，到山西境内再乘火车回家。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我们确定好徒步去山西的路线，就做起了准备工作：发了一盆玉米面，蒸了一锅玉米面馍，准备带着路上吃；把洗漱用具和玉米面馍装进挎包，又从箱子底层拿出一直没舍得花的十几元，用针线缝在棉袄兜里。
　　1969年11月19日早上，我们四个人穿着棉大衣，围着围巾，背上挎包到队长家请假。队长嘱咐我们：“顺着大路走，天黑了就找地方住下，不行就回来……”说得我们眼泪汪汪的，使劲点头。
　　我们顺着羊肠小道走了五里路才到了公路上，然后挨着汾河边一直往东走。中午，我们走到了云岩集市，看到一个卖茶水的小摊，两分钱一大碗茶水。我们每人买了一碗茶水，把挎包里的干粮拿出来，就着茶水吃了，继续往前走。
　　冬季的天黑得早，下午五六点钟，天色就慢慢沉了下来。我们看到路边有个小客栈，就住了下来。老板先给我们打了一盆1毛钱的洗脸水，我们洗完脸后，看到墙上的一块小黑板上写着：回锅肉5角一份，土豆丝1角一份，杂面馍5分一个。我们要了一盘土豆丝和10个杂面馍，边吃饭边和老板攀谈：从这到山西怎么走啊？老板说要走到韩城过一座铁索桥就是山西地界。我们听后，倒吸一口气。不约而同地说：“那么远啊？都想打道回府了。”11月20日早上，我们边吃早饭边商量，最后还是决定前行。就买了几个杂面馍带着，告别客栈老板，又踏上了征程。
　　我们沿着黄河边默默走着，忽然看到一个老汉正在和一位穿着打扮像知青的小伙子交谈，他们的脚底下放着一只羊皮筏子。过了一会儿，那个老汉把羊皮筏子推到黄河岸边，那位小伙子上了羊皮筏子。老汉回头看见了我们几个，就问我们坐不坐。他告诉我们对岸就是山西境内。可是我们看到羊皮筏子没边没沿的，又没有抓手。再看看滚滚的黄河水，就直摇头。随后，老汉撑着羊皮筏子载着那位小伙子漂走了，我们又继续徒步往前走。
　　不知不觉又到了掌灯的时候。我们边走边打听客栈。听老乡说，再走3里路，就有一个小旅店。可这时，天都完全黑了，我们害怕得要命。看见路边有一个铁栅栏门，像是个单位，我们就朝着大门的方向走去。
　　进大门后，看到右边有个小屋，玻璃上贴着“传达室”三个字，里边坐着一个大爷。王洪敲敲玻璃，大爷抬头看看我们问：“有什么事吗？”王洪说：“想要点水喝。”大爷挺善良的，让我们进去喝水。
　　我们边喝水，边求大爷帮我们找个住的地方。大爷说：“我真没办法帮你们找到住的地方啊！”我们说：“我们几个女孩要是碰上狼怎么办呀？我们就在您这个小屋坐一晚行不？”老大爷被我们缠得没办法了，就拿起一串钥匙，领着我们去了单位的会议室。他打开会议室的门，对我们说：“你们住这里行不行？”我们一边如捣蒜一样地点头，一边高兴地回应：“行啊，行啊，太谢谢您啦！”
　　会议室里有几排连椅，我们把它合并成了两张床，然后用挎包当枕头，脱了大衣盖在身上。腿有点冷，就四下寻找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盖在身上的东西。结果房间内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跑了一天的我们筋疲力尽，很快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我们第二天早上起来后，千恩万谢了老大爷，并且对他说我们下次再走这条路一定来看您，随后就上路了。
　　这时候，我们依然不知道这里距离韩城还有多远，也不知道铁索桥在何方，只是机械地朝前走着。走了很久，我们看到了商铺和一个食堂，还有小贩在叫卖。还看到一个大大的木牌，上面写着陕西宜川。张京枝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怎么走了两天，还在陕西转呢？”我们赶紧把她拽起来。
　　我们都走累了，肚子也饿了，就去食堂吃饭。我们每个人要了一碗粉条烩菜和两个馍，又要了些面汤。饭刚端到桌子上，就围上来几个要饭的小孩。看到他们衣衫褴褛，我们就从自己的碗里拨了些菜给他们。
　　吃饱饭后，我们就去找住的地方。在路上，我们拦住一个老乡问：“哪有旅店？”他说：“从这往前走，然后右拐，有一个大车店。”谢过人家，我们就继续前行。
　　走了没一会儿，我们看到一个店铺门口贴着“住宿”两个大字，就去前台问：“住一晚多少钱？”服务员说大通铺每人一晚两毛钱。我们4个人交了8毛钱后，在这里住了一晚。
　　第二天清晨，我们又踏上了征程。
　　走了半日，我们终于到了韩城，看到了铁锁吊桥。张京枝和王洪胆大，蹬蹬蹬地就过去了，王玉茹蹲着往前蹭。我看那桥晃人也晃，桥底下是滚滚的黄河水。甭说过桥了，看着头都晕。当我正想像王玉茹那样蹭过去，一个挑担子的老乡把我拽了起来，让我拉着他的衣襟过桥。我死死地拉着他腰间那条蓝色的腰带，不敢往下看，眯着眼睛过了桥。然后给人家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表示感谢。
　　我们继续往前走了一段路，看到路边竖着一块1米高的大石头，上面刻着两个醒目的大字——运城，便喜不胜收。这时，迎面过来一位老乡，我们拦住他问：“哪有火车站？”他说：“顺着大路直走，有一个侯马火车站。”我们听后喜上眉梢，也不觉得累了，脚底生风，加快了步伐。
　　我们从晌午走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才到侯马火车站。这一路颠簸、人困马乏、风餐露宿的囧途，终于尘埃落定了。我们进了候车室，放眼望去，三分之二都是知青，就找了一个角落席地而坐，歇了会儿，然后去窗口咨询买火车票的事情。售票员说只有一趟到太原的车。那我们也先买了票，走一段算一段吧。
　　候车室里有几个挑着担子的小贩，其中有卖粥的，也有卖面条、馄饨的。我们要了四碗馄饨，就着包里揉成渣的玉米馍吃了。填饱肚子后，眼皮就开始打架了，四人互相依偎着睡着了。
　　忽然，我们被一阵嘈杂声惊醒，才知道到太原的火车要进站了。我们忙起身，跟着人流往进站口走。火车徐徐地停在站台上，往车上一看，车厢里人满满的，车底下还有几十人呢。
　　当我们正发愁的时候，车门打开了。列车员喊着：“先下后上。”可人们置若罔闻，都挤在车门口，上不去、下不来。
　　张京枝第一个挤进车厢，把车窗打开了。我们三个人连滚带爬地从人家头顶上爬进了车厢，像刚打了一场仗一样，浑身透湿。到了太原大站，秩序井然，没费劲就登上了到北京的直达快车。
　　回到家里，第一个见到的人是我姐，我撇撇嘴就想哭。我姐眼里也闪着泪花，抱着我说：“怎么弄得像小鬼似的。”随后，我妈和左邻右舍也都围着我嘘寒问暖。
　　这趟徒步400多里的艰难的回家路，真是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