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六位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由重庆到达延安，毛泽东、秦邦宪等中央领导前往机场迎接

　　1944年9月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确定，党的主张是召集各党各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建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纷纷表示赞同和支持。蒋介石感到共产党不出席国民参政会无法向美国交待，也希望有人出来帮他游说。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通、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于1945年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申述他们希望继续商谈的愿望。毛泽东、周恩来收到7位参政员的电报后，为了进一步阐明中共的政治主张，争取更多的民主人士，揭露国民党独裁、内战政策，于6月18日复电，欢迎他们来延安商谈国是。电文说：“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
　　6月27日，7位参政员晋见蒋介石，面陈他们关于应该迅速召集政治会议的政治主张。7月1日，6位参政员乘飞机抵达延安（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中共中央对参政员到延安非常重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在毛泽东等人陪同下，6位参政员先乘车到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共进午餐，然后下榻边区政府交际处。
　　7月2日下午，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刘少奇、张闻天、任弼时、王若飞等在杨家岭会见6位参政员，听取他们对国内的意见。会谈气氛坦率，诚恳。当谈到国共双方商谈的门没有关闭时，毛泽东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当晚，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招待宴会和文艺演出。
　　7月3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同章伯钧、左舜生谈话。晚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到边区政府交际处同6位参政员继续会谈，这次谈话时间特别长，谈的事项特别多。
　　7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6位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下午在杨家岭双方进行第三次会谈，毛泽东将由中共方面整理的会谈记录交给对方。其主要内容包括两部分：一、褚辅成等与中共方面同意下列两点：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二、中共方面之建议，其中说“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议在召开前，应对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毛泽东对建议逐条作了说明，请他们带交国民党当局。这个文件体现了中共求同存异的精神。晚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出席了在八路军总部为6位参政员举行的饯行宴会。
　　在与黄炎培等人的交谈中，有一次毛泽东问黄炎培的感想怎样？黄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回重庆后，黄炎培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宣传了陕甘宁边区的成就和同毛泽东的谈话，印行十几万册，在大后方、香港、沦陷区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7月5日，6位参政员的访问结束，乘飞机返回重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送行。六参政员的延安之行，产生了良好的效果。7月7日，褚辅成、黄炎培等6人向蒋介石面陈了延安商谈结果，并将会谈记录交王世杰。这对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一个鼓舞，也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很大成功。（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