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3年12月31日
插队五十五年祭
不能不感叹时光的白驹过隙。不觉中，距离1969年去延安插队已过去了55年。55年，虽然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然而对于人来说，却非比寻常。从风华正茂走向古稀之年。半个世纪前的那次前所未有的知青大迁徙，是我们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55年前，我们这帮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去延安插队的孩子，像是做了一场大梦。当年北京站离别的一瞬间，在陕北延安插队的一年年一幕幕，至今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却历历在目。
忘不了1969年1月19日的北京火车站，我们这群十六七岁的孩子们要远离父母，远离家乡，去一个叫“延安”的陌生地方插队，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一列十节车厢的绿皮火车停在站台上，车站大喇叭中反复播报着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指示。车站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印着“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标语的大横幅挂在车站的最高处。走的，送行的，嘱托的，依依惜别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泪水挂在不少人的脸上……
上午10时49分，伴着一声长鸣，列车缓缓开动。那一刹那，撕心裂肺的一幕上演了。车厢里的人、站台上的人，无不痛哭流涕，拉着前来送别的亲人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那年我18岁，之前从未离开过父母，离开过北京。但这次必须要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去插队。从决定要去陕北插队开始，父母就开始为我准备行囊。棉裤、棉袄、大衣全是新的，就连被褥都是里外三层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夜里，我常常看到父母房间的灯很晚还在亮着，他们久久不能入睡。是啊，我长这么大，也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远行。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列车终于驶离了北京站，车厢里一片寂静，偶尔还能听到一两声抽泣声。列车驶过丰台，车厢里的人开始骚动起来，有人打开窗户，放飞了一只鸽子。那鸽子腾空飞起，围着列车打了一个旋，朝北飞去。一股惆怅从我心中骤然升起：鸽子还能飞回北京，飞回家，可我们呢？
列车喘着粗气，一路向西北驶去。我突然发现，车厢一角有烟雾缭绕。有人抽烟！真让人诧异。我伸着脖子望去，几个男孩子嘴里叼着烟，还吐着烟圈。
车厢里热闹起来。毕竟大家年龄都不大，不知什么叫忧愁，什么叫难过。大家相互交谈着，似乎这么一会儿就忘却了刚才与家人离别的痛苦。
列车中途不停车，车过郑州向西北驶去。大约11个小时后，列车到达西安。车厢内的大喇叭中传来了列车员的声音，说列车只是在西安换个车头，告诫我们不要下车。换过车头，列车喘着粗气，继续向北驶去。
接近傍晚时分，我们到了一个叫铜川的地方。我们被告知还要在这儿休息一晚，第二天再坐汽车去目的地。我记得当时是在一个中学铺着稻草的地铺上凑合了一个晚上。大家当时的心情都很沉闷，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上，我们吃了一顿白面馒头。我们当时哪里知道，再吃到白面馒头，是在6个月后的麦收时。
随后，十几辆带有帆布篷的解放牌大卡车停在了我们附近，车轮上都绑着铁链。一打听，原来延安下了一场雪，铁链是用来防滑的。我们所有知青分别上了车。
汽车像过山车似的，一会儿喘着粗气爬上山，一会儿又滑下坡。我们像箩筐里的煤球一样被摇来晃去。由于刚下过雪，四周的山白茫茫一片，偶尔看见远处有星星点点的洞穴。后来有人告诉我们，那就是窑洞，用来住人的。当时我们还纳闷儿：“人怎么能住在山洞里呢？”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延安富县。
我们22个人很幸运，被分到城关公社北教场大队。这里离富县县城非常近。延绵数千里的太白山脉到我们村戛然而止，村前有一大片开阔的土地。洛河沿我们村呈S形而过。大队种有稻田，河边有20多亩川地种有麦子。上游有一水库，一条小溪沿村边流过，用水十分方便，稻田就在小河旁，村中有井和泉水。后来我们才知道，塬上的同学吃水都很困难，这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引来很多同学的羡慕。
陕北的窑洞分为土窑、石窑和砖窑。我们五个人被分到一孔老乡腾置的石窑中居住。石窑里漆黑一团，裸露的石头一块连一块地挤在一起。我们生怕石头掉下来，晚上睡觉都蒙着头。
我们到村里时，正是隆冬季节。农村农闲，初来乍到，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村里的民情。我们走街串巷，到老乡家做客。老乡们把我们当成贵客，热情地招呼我们热炕上坐。他们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食品招待我们。我们也就是在这年春节，第一次吃到陕北过年特有的粘豆包、摊黄儿，还有小麻子。
没过几天，便是春节了。这是我们离家后过的第一个春节。陕北过年非常隆重。虽然那时生活很艰苦，但从腊月起，老乡们就开始准备过年了。贴窗花儿、摊黄儿、蒸粘豆包，家境好的，还炸油糕，这是陕北人过年的传统。这传统至今没丢，就像我们大年三十要吃饺子一样。
当时，队长亲自下厨给我们炸油糕，可我们似乎对这些不感兴趣，还闻不惯麻子油的那股味儿，也可能肚子里的从北京带来的油水没耗完。
过了春节，大地复苏，春耕、春播开始了。一年之计在于春，农民对春天寄予了希望，所以从不懈怠。我们也融入了紧张繁忙的春耕、春播之中，开始体验什么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没过多久，知青分了灶，我们三名知青搬到大队书记王明德家，与他家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此期间，这家人待我们如同亲人，我们也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对远离亲人的我们来说，是心灵上的慰藉。
1970年9月，我进了工厂工作，结束了短暂的农村插队劳动生活。
我在农村劳动了19个月。这19个月中，我干过生产队所有的农活：开荒、种地、起粪、拿粪、送粪，稻田里插秧、撒化肥、锄草、麦收，玉米地间苗、给玉米根培土，还在砖窑烧过砖，最后我是从喂牛大队的饲养室中结束插队生活的。从最初来时的彷徨与束手无策，到逐渐和当地劳动人民融为一体，需要身体的磨炼和思想的升华，这点我做到了！
说实在的，我很留恋那段在农村的生活，它让我知道什么叫艰苦，教我如何去面对；它也教我们这帮走出校门什么都不懂的大城市来的孩子懂得什么叫珍惜，什么叫成长。
回首往昔，片刻的时光，有限的生命，宛若江水东流，一去不返。
“梅花香自苦寒来。”人这一辈子要经历很多磨难，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这是我在陕北农村插队最大的体会和收获！
55年前，我们这帮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去延安插队的孩子，像是做了一场大梦。当年北京站离别的一瞬间，在陕北延安插队的一年年一幕幕，至今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却历历在目。
忘不了1969年1月19日的北京火车站，我们这群十六七岁的孩子们要远离父母，远离家乡，去一个叫“延安”的陌生地方插队，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一列十节车厢的绿皮火车停在站台上，车站大喇叭中反复播报着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指示。车站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印着“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标语的大横幅挂在车站的最高处。走的，送行的，嘱托的，依依惜别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泪水挂在不少人的脸上……
上午10时49分，伴着一声长鸣，列车缓缓开动。那一刹那，撕心裂肺的一幕上演了。车厢里的人、站台上的人，无不痛哭流涕，拉着前来送别的亲人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那年我18岁，之前从未离开过父母，离开过北京。但这次必须要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去插队。从决定要去陕北插队开始，父母就开始为我准备行囊。棉裤、棉袄、大衣全是新的，就连被褥都是里外三层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夜里，我常常看到父母房间的灯很晚还在亮着，他们久久不能入睡。是啊，我长这么大，也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远行。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列车终于驶离了北京站，车厢里一片寂静，偶尔还能听到一两声抽泣声。列车驶过丰台，车厢里的人开始骚动起来，有人打开窗户，放飞了一只鸽子。那鸽子腾空飞起，围着列车打了一个旋，朝北飞去。一股惆怅从我心中骤然升起：鸽子还能飞回北京，飞回家，可我们呢？
列车喘着粗气，一路向西北驶去。我突然发现，车厢一角有烟雾缭绕。有人抽烟！真让人诧异。我伸着脖子望去，几个男孩子嘴里叼着烟，还吐着烟圈。
车厢里热闹起来。毕竟大家年龄都不大，不知什么叫忧愁，什么叫难过。大家相互交谈着，似乎这么一会儿就忘却了刚才与家人离别的痛苦。
列车中途不停车，车过郑州向西北驶去。大约11个小时后，列车到达西安。车厢内的大喇叭中传来了列车员的声音，说列车只是在西安换个车头，告诫我们不要下车。换过车头，列车喘着粗气，继续向北驶去。
接近傍晚时分，我们到了一个叫铜川的地方。我们被告知还要在这儿休息一晚，第二天再坐汽车去目的地。我记得当时是在一个中学铺着稻草的地铺上凑合了一个晚上。大家当时的心情都很沉闷，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上，我们吃了一顿白面馒头。我们当时哪里知道，再吃到白面馒头，是在6个月后的麦收时。
随后，十几辆带有帆布篷的解放牌大卡车停在了我们附近，车轮上都绑着铁链。一打听，原来延安下了一场雪，铁链是用来防滑的。我们所有知青分别上了车。
汽车像过山车似的，一会儿喘着粗气爬上山，一会儿又滑下坡。我们像箩筐里的煤球一样被摇来晃去。由于刚下过雪，四周的山白茫茫一片，偶尔看见远处有星星点点的洞穴。后来有人告诉我们，那就是窑洞，用来住人的。当时我们还纳闷儿：“人怎么能住在山洞里呢？”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延安富县。
我们22个人很幸运，被分到城关公社北教场大队。这里离富县县城非常近。延绵数千里的太白山脉到我们村戛然而止，村前有一大片开阔的土地。洛河沿我们村呈S形而过。大队种有稻田，河边有20多亩川地种有麦子。上游有一水库，一条小溪沿村边流过，用水十分方便，稻田就在小河旁，村中有井和泉水。后来我们才知道，塬上的同学吃水都很困难，这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引来很多同学的羡慕。
陕北的窑洞分为土窑、石窑和砖窑。我们五个人被分到一孔老乡腾置的石窑中居住。石窑里漆黑一团，裸露的石头一块连一块地挤在一起。我们生怕石头掉下来，晚上睡觉都蒙着头。
我们到村里时，正是隆冬季节。农村农闲，初来乍到，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村里的民情。我们走街串巷，到老乡家做客。老乡们把我们当成贵客，热情地招呼我们热炕上坐。他们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食品招待我们。我们也就是在这年春节，第一次吃到陕北过年特有的粘豆包、摊黄儿，还有小麻子。
没过几天，便是春节了。这是我们离家后过的第一个春节。陕北过年非常隆重。虽然那时生活很艰苦，但从腊月起，老乡们就开始准备过年了。贴窗花儿、摊黄儿、蒸粘豆包，家境好的，还炸油糕，这是陕北人过年的传统。这传统至今没丢，就像我们大年三十要吃饺子一样。
当时，队长亲自下厨给我们炸油糕，可我们似乎对这些不感兴趣，还闻不惯麻子油的那股味儿，也可能肚子里的从北京带来的油水没耗完。
过了春节，大地复苏，春耕、春播开始了。一年之计在于春，农民对春天寄予了希望，所以从不懈怠。我们也融入了紧张繁忙的春耕、春播之中，开始体验什么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没过多久，知青分了灶，我们三名知青搬到大队书记王明德家，与他家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此期间，这家人待我们如同亲人，我们也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对远离亲人的我们来说，是心灵上的慰藉。
1970年9月，我进了工厂工作，结束了短暂的农村插队劳动生活。
我在农村劳动了19个月。这19个月中，我干过生产队所有的农活：开荒、种地、起粪、拿粪、送粪，稻田里插秧、撒化肥、锄草、麦收，玉米地间苗、给玉米根培土，还在砖窑烧过砖，最后我是从喂牛大队的饲养室中结束插队生活的。从最初来时的彷徨与束手无策，到逐渐和当地劳动人民融为一体，需要身体的磨炼和思想的升华，这点我做到了！
说实在的，我很留恋那段在农村的生活，它让我知道什么叫艰苦，教我如何去面对；它也教我们这帮走出校门什么都不懂的大城市来的孩子懂得什么叫珍惜，什么叫成长。
回首往昔，片刻的时光，有限的生命，宛若江水东流，一去不返。
“梅花香自苦寒来。”人这一辈子要经历很多磨难，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这是我在陕北农村插队最大的体会和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