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民
　　（一）嗟来圣水
　　我曾经插队的小山村地处黄土高原的山上，当地称之为“塬上”。在我们村，吃水尤其困难，要靠小毛驴下沟去驮，来回要走十几里的山路。
　　那时，我们村有40多户人家，200多口人，生产队的经济条件有限，只养了十几头毛驴。这些驴子一天到晚总是闲不下，不但要下沟驮水，还要拉磨，甚至在开春的农忙时节，还要充实到春耕生产第一线拉犁耕地。
　　那些日子，农村粮食短缺，分给社员们的口粮都不够吃，就更别提喂牲口了。一条条毛驴饿得瘦骨嶙峋，看着都可怜。
　　为防止社员们毫无节制地使用牲畜，生产队特意制定了使用毛驴的制度：按人头，每人每月发放一张借驴票。每张票可一次性借用一头毛驴，只能使用半天时间。总而言之，借给你毛驴的时间只够下沟驮一趟水或者磨一袋粮食。
　　为了照顾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知青，生产队特意给我们每人每月发放了两张驴票。这两张驴票，先不要说磨面了，仅就吃水，一头毛驴下沟一趟只能驮回两桶水，两张驴票也就是四桶水。
　　按木桶容积粗算，四只桶总容积还不到半立方米。可这是一个人一个月拥有的水量呀！除了喝水、做饭，我们还得刷牙、洗脸、洗衣服，这点儿水怎么能够呢？可生产队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是很照顾知青了，其余的自行解决。
　　我的天，怎么解决！
　　当时我们都在埋怨公社负责知青分配的干部，埋怨怎么就把我们分配到这么个鬼地方？如果把我们分配到地处沟里的生产队，那不是就能敞开用水了吗？不但能敞开用水，而且沟里常年都流淌着清爽甘甜的泉水！
　　当地农村有这么个特点：越是缺水的地方，家家水缸都是满满的；越是烧柴困难，家家门前都堆着高高的柴垛，其中道理不言而喻。而我们这些知青，刚从大城市里来，根本就没有节俭、勤劳的意识。
　　不瞒您说，当时我们对这里的艰苦程度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只觉得就和在学校时一样，老师组织我们支援郊区农村拔麦子，虽然也累一些，但很潇洒，与自身的切身利益没有丝毫关系。
　　可没想到，在这里却处处碰壁，因此产生了畏难情绪和惰性，只想安安稳稳地在窑里过日子，混一天算一天，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愿出去干活。同时，我们对水在塬上的珍贵程度缺乏认识，不善于节约用水。我们窑里有两个头号大水缸，常常是水将干，底将现。
　　1969年元月，是我们刚到农村插队的日子。当时正赶上当地连续几天的大雪封山，厚厚的积雪使人和毛驴都无法下沟驮水。眼见着水缸里的水慢慢见了底，知青们也不由产生了恐慌，知道一旦没水吃，其后果不堪设想，但又不知所措，无以应对。
　　我们隔壁住着贫协主席胡宗富，他经常来我们窑里指导我们的生活。看到缺啥少啥，总能伸出援助之手。之前，他又来我们窑里了，看到我们的水缸里没水了，就毫不犹豫地从自家的水缸里舀出满满一桶水给我们送来。
　　他忧心忡忡地对我们说：“学生娃们呀，看来这场雪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了了，咱们住的可是塬上，最缺的就是水，你们用水可要省着点儿啊！”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咱村里的男女老少从来都不敢在窑里洗脸洗衣服。他们都是利用驮水或赶集的机会下沟去洗，沟里的水多着呢！”
　　说完，只见他无奈地摇着头，拖着他那当年在部队执行战斗任务时负伤的右腿，步履蹒跚地消失在风雪中。
　　这天早上，李明从外面回来，一边拍打着身上的积雪，一边神秘兮兮地对大家说：“你们猜我刚才看见什么了？”
　　听到他这么说，我“噌”地从炕上爬起来，也和其他知青一样，好奇地凑到李明身边急切地问：“你看见什么了？你看见什么了？”
　　“先别问，快！你们把咱们的所有盆盆罐罐都拿上，再弄把扫炕笤帚带上。”
　　“干什么呀？”我不解地问。
　　他一下子把窑洞门推开，一股朔风夹杂着大片雪花吹进了窑洞。
　　“你们看！”
　　大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到胡宗富和胡家婆姨、儿子、女子，一家人正忙活着把窑畔畔前刚刚落下的白格生生的积雪往家里运呢。
　　大家顿时明白了。
　　不知谁高声地说了一声：“走，咱们也收雪去！”
　　不一会儿，知青窑里的两个大水缸都被装满了白雪。又过了很长时间，雪融化了，满满两缸白雪，却只融得三四盆雪水，而且还有一点点泥土沉淀在水底。用葫芦瓢舀起水细细观看，沉淀后的雪水仍然有些浑浊。这可是眼下我们在严酷的缺水环境中取得的珍贵之水呀，能喝到这样的雪水已经很不容易了！
　　紧接着，我们又再次在距离窑洞更远的地方选取了更干净的积雪，重复着取雪、化雪过程，直忙活到两只头号水缸都盛满雪水为止。
　　从这一天后，再也见不到我们村的知青在窑里刷牙洗脸洗衣服了。每当遇到下雨下雪不能顺利下沟驮水的恶劣天气，大家都会自觉地，顺理成章地，想方设法地嗟来老天爷赐予的圣水做饭、烧水、饮用。
　　（二）驮水之路
　　溯源穷流，驮水之路。这是每一个到我们这个小山村里的人经常谈及的话题。
　　当年，上级领导非常关心我们这些来延安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给我们每一个有知青的大队都派来一名带队干部。我们村的带队干部名叫王寿山，他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革命的老战士，那年51岁。在整个公社的北京干部中，年龄最大。
　　那天，生产队长把老王接到村里，刚刚安排他在公窑住下，一没留神，老王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老王的失踪，可急坏了生产队长，他就派人在村子里到处寻找，我们这些知青也帮助寻找，各个窑洞、地头、山洼都找了个遍，也没找到人。
　　这人上哪儿去了？大家都在纳闷儿。
　　大约过了两三个时辰，有人突然发现，在坡那边隐隐有个人影。
　　“那不是老王吗？”
　　大家赶紧迎了上去，果然是他！老王风尘仆仆，正沿着小山道朝村子方向走来。
　　老王虽然初来乍到，却毫不见外，迎着乡亲们就像老朋友一样。又像小孩子似的，伸着大拇指哈哈大笑：“这个水源真不错！泉水顺着石头缝源源不断流到大石槽里，满满一槽水，清澈见底，馋得我趴在石槽沿上喝了个够，真是清凉甘甜啊！”
　　原来他下沟看水源去了。
　　队长听说人找到了，急忙跑过来，一边拉着老王的手，一边埋怨地说：“您刚来，也不歇会儿就下沟，可把我给急坏了！”
　　“我在公社就听说咱们村吃水非常困难，要用小毛驴下沟去驮，我就是想亲眼看看这水源和驮水的路。”
　　他又直截了当地说：“水，真是好水。就是这个路不怎么样，又陡又窄，有些地方还塌方了。”
　　听老王说到这里，队长说：“这驮水路，确实是我们全村社员的生命路，每年队里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修理和维护。可是一下暴雨，路面就会被冲刷得一塌糊涂。”
　　“您刚才说的情况我也知道，这是前两天下了场雨所致，我正准备派人去维修塌方路段呢。”队长认真地对老王说。
　　回想起我们刚到村子时，也曾有过和老王一样的心理。当时村长考虑：我们虽然被称为知识青年，其实还是一帮不懂事的孩子，需要慢慢熟悉农村的情况。于是就暂时安排了社员轮流为我们驮水，还安排了一个老乡为我们烧火做饭。而我们那时初来乍到，看到农村处处都新鲜，没事儿总是在村子里这儿串串，那儿瞅瞅。
　　一天，听说隔壁窑洞的狗女儿（小名）要下沟驮水，我就和她相约，要陪她下沟，看看这水究竟是怎么驮上来的。
　　这天早上，她把毛驴从牲口棚牵来，我则围在毛驴周边转着看，感觉这驴怎么和我见过的不一样。
　　它体瘦骨露，驴毛脱落了很多。看似萎靡不振，四条腿一动不动，默默地立在那里。
　　再细看，这驴脊梁背两侧各有若干块像玻璃杯口那么大的圆形伤口，秃皮无毛的伤口，露出鲜红的嫩肉，伤口周围的肌肉不停抖动，它一定非常疼！
　　我当时就想：“怎么能让这样一条受伤的毛驴下沟驮水呢？”
　　狗女儿的妈妈把一个厚厚的带毛的黑色羊皮垫子往驴背上一披，接着又把一个木架放在驴背上的羊毛垫子上，最后用两条绳索紧紧捆定在驴的肚皮上。此时的驴突然全身一抖，四条驴腿在原地迅速蹬踏，仅十几秒钟，就又稳稳安静地站在那里了。
　　看到这场景，我的心突然一揪。而对于狗女儿的妈妈来说，似乎是见怪不怪。接着，她又熟练地用木架上的铁锚链将一对木制密封桶紧紧锁挂在驴背上。
　　刚挂好木桶，小毛驴就像懂事的孩子似的，不用命令，不用吆喝，转身独自向着山下跑去。村里别的下沟驮水的驴也都驮着空桶，争先恐后地向山下跑，我跟在狗女儿后边，也快步追了上去。
　　其实我们村的十几头毛驴，个个都是伤痕累累，毛驴常年背负着重物，导致脊背磨损，鲜血淋漓。夏天的苍蝇、飞虫绕着伤口叮吮是常态，让人看了心痛！
　　每当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队长和饲养员都会扯着嗓门儿强调：各家各户用驴驮水一定要注意，尽量给驴搭垫得厚一些，软一些，都要爱护咱们自己的牲畜。
　　其实，没有一个社员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些无言的牲灵，是为大家服务的，是大家的财富。牲灵累趴下，对谁都没有好处。
　　这些驴为村民的付出大大超过它们自身的体能。只因生产队条件差，没有好草好料，它们又吃无果腹。队里的情况是僧多粥少，每天让驴干的活多得数不清，这十几头驴一天累到晚。饲养员绞尽脑汁想改变这种状态，也只能望驴兴叹。
　　鉴于驴背磨损的情况，我曾细心观察过。驴在驮空桶时，由于负重轻快，一路下坡，驴一颠一颠地跑起来，你想拉都拉不住。空桶和木架会随着驴腿跑动的节奏不停跳动。而驮着水的驴，在上山时，桶和木架又会不停地上下移动，这些都是驴背磨损的原因所在。
　　我非常心疼这些整日为村民驮水磨面的小毛驴。有一次，我从随身携带的小药箱里翻出一小瓶云南白药，就试着给一头小毛驴的伤口上撒了些。经观察，驴的伤口逐渐干燥、结痂，确实有好转的迹象。可是没过多久，老伤口还没痊愈，新的伤口就又出现了，老伤口也再次糜烂。看来解决毛驴受伤的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而当时的直接原因是人多、活多、驴少、草少、料少，更直接的原因是资金短缺！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存在的这一系列问题，就要从农村的经济、体制、结构方面来一场大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今天的陕北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子建成了花果山、米粮塬，农机隆隆，电灯电话，引水上塬……乡亲们个个精神饱满，喜笑颜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