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延安才知道，当地在历法上实行的是“双轨制”，即城镇使用阳历，农村使用阴历。阴历既没有星期天，也不认可国家法定节假日。但阴历的“节”多，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个“节”，农民月月“过节”，做一些该节应吃的“美食”，十分惬意。
　　虽然没有星期天，但农村有“赶集日”，即十天就有一个集市。许多农民届时赶到集镇去做农产品交易，也有去逛一下的，了解市场物价。
　　知青入乡随俗，也习惯了按阴历计算日子。
　　每逢赶集的日子，知青即使没有什么农产品可买卖，也会去凑热闹。只是觉得待在村里久了，如“坐井观天”，逛逛集、见见同学也是一件乐事。所以每次去集上，都能见到知青。
　　下乡一年多后，和我一同前来插队的知青都离开了，我成了村里知青点的“光杆司令”。
　　夏天，队里会分给我一些圆白菜，我一个人吃不了，放在窑里。每天晚上，会有大批老鼠从各个鼠洞汇集而来，光顾这些蔬菜。它们上蹿下跳，尽情啃食，动静极大，搞得盆钵乱响，让人睡不着觉。在啃食“策略”上，老鼠们往往采取“合围”的战术，一夜只吃一棵白菜，吃得只剩下菜帮子方才离去。第二天再“合吃”另一棵菜。
　　由于老鼠太多，人类无法制止它们的行为，队长建议，不如把一时吃不完的菜拉到集上去卖掉。于是我打破知青从不参与集市贸易的惯例，破天荒地装了两筐圆白菜，挑着担子去赶集。
　　到了集市，我按规矩挨着老乡蹲了下来，把两筐菜摆在面前。集市中间是顾客来往的通道，两侧也陆续摆上了各种待卖的农产品：有装在布袋的粮食，有扎成捆的整摞烟叶，有各种瓜果、蔬菜以及粮、菜的籽种。猪、羊、驴、牛等大牲畜则放在集市尽头的专门区域售卖。
　　我发现，所有卖家都没有做买卖时必备的交易工具——杆秤。没有了秤，老乡们如何计算数量呢？
　　接下来我才了解到，在交易的过程中，老乡们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粮食类交易使用“升子”，它开口大、底部小，是梯形的木制方容器。一升粮食的重量大约三斤多。买卖时，卖家为了显示诚意，使用升子时，粮食往往会冒出容器的平面。
　　一些差别不大的东西，则论个或论堆出售。也有论筐的，也有北京话“包圆儿”卖，即整体出售的。
　　报价都是参照周围同类商品的具体售价。但在实际交易时，往往采用“袖谈”的方式：买卖双方相互握住右手，藏在袖内，通过相互捏指根关节来报价还价，通过点头或摇头来表示自己的意见。这种方式不用语言交谈，具有绝对的隐蔽性。
　　我不会“袖谈”，也不在意卖多少钱，好奇的是成为集市交易的一员。不料，被有的知青看不惯了。王庄某一女知青游逛过来，看到了我，大惊失色，竟大声呼喊着“李某某卖东西了！”转身跑走。这可能要被当作“重大新闻”告诉同学。声音之大，吃惊不小。
　　知青插了队，住在农村、干在农村，户口也成了农民户口。可大部分知青还是觉得自己与农民不同，不屑农民的生活方式。我则不同，村里只有我一个知青，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都是老乡，吃饭也在老乡家搭伙。活在农民之中，农民的生存方式完全取代了我的生存方式，利益相关，自己不是农民是什么？
　　老乡并不见外，我蹲在农民之中，他们熟视无睹，并没有觉得奇怪。说明老乡们已经把知青当作自己人。
　　我为了与老乡“同化”，不仅和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用和他们相同的语言，过着和他们相同的窑洞生活，和他们同风雨、同流汗、同甘苦、共奋斗，晒脱了几层皮，脱胎换骨一般，经受了多少不堪回首的困苦。终于，我逐步得到了老乡们的认可。
　　没有料到的是，几十年后，一位陕北领导感慨地说，洗脸、刷牙等知青带来的城市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后来被农民认可，逐步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也在学说普通话，也在改变着传统，现在也被知青“同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