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献，它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结合延安和中国革命文艺的实际，制定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我国革命文艺奠定了基本理论和美学原则，不仅是文化观的教科书，而且是人生观、方法论和建党学说的重要论著。
　　《讲话》是毛泽东著作中发行量最大的书，专家学者为它写的纪念、学习和研究的著作也最多。佳作不断涌现，但是不足和欠缺也难免。
　　比如，胡乔木在1991年和1992年两次和鲁振祥等几位同志谈《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谈到当时中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出了一个《党务通报》，其中说了“有人想把文学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在党报上都盛极一时”。于是，“中央特召开文艺座谈会”“上述这些都是在毛主席的结论中得到了解决”。
　　《通报》上说的代表这些有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盛极一时”，但是胡乔木没有说这个上纲上线的《通报》是他执笔起草的。这些有错误偏向的作品，只有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是发表在1942年2月的《谷雨》杂志上的，《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3月9日发表丁玲的《“三八节”有感》、3月13日和23日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序言和四段杂文，3月12日发表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3月13日发表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文艺副刊每月发20次，这些有错误偏向的作品总共只占文艺副刊两期的篇幅。我清楚记得1943年4月22日上午约10时，胡乔木来到《解放日报》副刊部办公室，走到副刊部主任艾思奇办公桌前，说：“老艾，您好！”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稿件放到老艾办公桌上，说：“请您签发！”向大家打个招呼，他就走了。老艾这时兼任中央文委秘书长和《解放日报》与新华社编委。老艾看过，一字未改，签署“请即发出”。又拿出《通报》，说胡乔木写了个《党务通报》，你们谁想看可以看看。我的办公桌和老艾的办公桌对面，我先看了，副刊部的文艺编辑大概都看了。
　　又比如，关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人。1987年，艾克恩根据座谈会的合影照片，说全部参加的人数为95人。两年后，在《延安文艺丛书》的理论卷中，他又提出参加的总人数为105人。此后，有几位研究者提出了不同意见。有人提出会议的参加者，连党政负责人和文艺家有134人之多，这大概是作者把三天参加会议的人数都统计上了。
　　这本书特别令我惊讶的是作者着重介绍所有参加者的生平基本情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他们到延安前的情况，二是在延安时期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情况，三是离开延安后的情况。
　　大书的特色是：
　　第一，侧重介绍他们在延安的情况，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情况，这是以往各种史料都比较忽略或语焉不详或根本没提的；
　　第二，对各种记载加以整合和甄别，取比较可靠的说法；
　　第三，其中也有过去极少有资料记载的一些人，作者也做了挖掘工作，找出了一些过去人们不知道的资料；
　　第四，这书还配上了相关的图片，尤其是把当时大会的合影与每个人对上号，把他们在合影中的照片也尽量配到书中。
　　这本大书的出版是难能可贵的。它的研究成果和作者的研究态度也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生前为中宣部文艺局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