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宁滢:上期我们邀请到嘉宾樊高林,为我们讲述《新中国从延安走来——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为新中国奠基》,本期请他继续为我们讲述。 嘉宾樊高林 宁滢:樊会长,1937年的清明节,对黄陵县桥山的黄帝陵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樊高林:1937年清明节前,国共两党协商共同祭拜人文初祖。这是一次国难当头,号召炎黄子孙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具有历史意义的共同宣誓。国民党的两篇祭文,文辞精致,但对民族危难只提到几个字。毛泽东的祭文,在赞颂先祖宏德后,告知先祖强虏入侵,备历险夷,号召“各党各界,团结坚固”“还我山河,卫我国权”,大有壮士出征,向先祖祭酒盟誓的气概。这篇祭文被誉为抗日救亡的《出师表》,祭文碑刻现竖立在黄帝庙碑亭中。
宁滢:后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一项重要命令,足以对人民军队产生深远影响,就是红军改编八路军,这前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樊高林:为了推动国共联合抗日进展,1937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一行去西安谈判。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华北。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联合全民族团结抗日。7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一行赴庐山,向蒋介石提交了《国共合作宣言》。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个月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隶属二战区序列,司令长官阎锡山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10月12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各省中共领导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共1万多人,任命叶挺为军长。之后,国民党政府承认了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任命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
宁滢:1938年,中共中央决定启动筹备建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进行民主政治政权建设的试验。这个决定对后来的民主政权建设起到了什么作用?
樊高林:1938年,中共中央决定启动筹备建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进行民主政治政权建设的试验。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届一次大会召开。参议会听取和审议、批准政府及高等法院工作报告,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监督政府依法行政,法院公正司法,解决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对政府的监督问题,使延安真正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在抗日敌后根据地和解放区进行了全面推行,为夺取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作出重大贡献,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
宁滢:延安十三年的革命故事真的值得我们一遍遍聆听,一遍遍学习。其中,中共七大的召开历经坎坷又意义重大,可以这么说吗?
樊高林:没错,1942年2月上旬,毛泽东在中宣部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4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历时3年,坚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使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统一,为党的七大召开作了准备。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新落成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毛泽东向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大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选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七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七大“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解放发起总动员,吹响进军号令。
宁滢:七大召开后不久,日本投降,但是革命依旧在继续,内战开始了,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樊高林: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蒋介石为了实现其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飞赴重庆。10月10日“双十协议”达成后,毛泽东回到延安。后来,蒋介石撕毁“双十协议”,内战全面爆发。
1947年3月初,蒋介石为了围攻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给全国战场施加压力,向延安发起进攻。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指挥下打响了保卫延安的战斗。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讲:“蒋介石打延安,一定会失败,我们暂时放弃延安,不久的将来,不但收复延安,还会夺取全中国。”3月19日,西北野战军放弃延安,给胡宗南留了一座空城。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一直在陕北的山沟里周旋。西北野战军诱敌深入,在40多天内,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三战三捷的胜利。接着西北野战军取得了西边击溃马鸿逵、北边攻占榆林城、沙家店战役击溃董钊、南边瓦子街战役歼灭刘戡的全面胜利,提前扭转了西北的战局,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陕北战场共歼敌近10万人,西北野战军发展到7.5万人。
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经陕北12个县,37个村镇,行程2000余华里,历时一年零五天的艰苦岁月,在陕北的山沟里牵制了国民党的重兵围攻,减轻了其他战场的压力。其间召开了几次重要会议,制定了一系列解放战争的方针、政策,在最小的山沟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为夺取全国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宁滢:中共中央在陕北和延安度过了十三年的峥嵘岁月,不得不说,陕北是个好地方,从历史的角度看,到底好在哪儿?
樊高林: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米脂县杨家沟,23日中午到达吴堡县川口村南的渡口,乘船东渡,到达山西临县高家塔靠岸。下船后毛泽东向河而立,回望陕北,久久不舍离去。他对周恩来、任弼时深情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延安代表李景膺、张子芳光荣出席会议,并带去了延安人民给新中国和毛泽东的贺信。
10月26日,毛泽东看到延安人民的贺信,给延安人民发来复电,赞扬了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满怀深情地对延安人民表示感谢,并希望延安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这是开国领袖对延安人民最大的关怀和鼓舞。新中国成立之际,全国各地都向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发去贺电、贺信。但是,毛泽东亲自复电表示感谢的,只有延安一处,这是延安人民的殊荣。
宁滢:那段岁月距今已有80余载,但那段历史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忘怀,现在我们生活在幸福繁荣的新中国,也应该始终心怀感激。作为一名老党员、老干部,您有什么感悟?
樊高林:新中国成立75年了,延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历经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山变了、水变了,脱贫致富了,但延安人民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初心不改,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变。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作出延安人民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