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培元
　　《同舟》是游子献给故乡的一个敬礼。
　　每次离开家乡以后我都会想，那里是我的曾祖、祖父和父亲的生身之地，是我的根脉所在、情感所系。我就像一只飞翔中的风筝，总感觉有一根看不见的结实的红线，一直牢牢地牵扯着我的心，使我时刻不能忘记家乡的存在，那也是我的童年梦境。
　　我的家乡陕西大荔县地处关中东府平原与渭北高原过渡地带。这里是黄洛渭三条河交汇处，视野异常开阔。天气晴明的日子，站在我家老宅后院可以清晰地望见南面的华山与东边的黄河，堪称山河壮美、人杰地灵。大荔县古称“同州”，是渭南市面积最大、人口较多的一个县级行政区。我们那一带原本属于老朝邑所辖，是有名的丰图义仓、汉唐沙苑皇家养马场和黄河古渡所在地。我小时候随母亲在老家安仁镇下鲁坡村忽家巷生活过几年。儿时记忆中的村巷老屋、村中的百年老槐树、门前果实累累的柿树和后院花香四溢的老枣树，至今历历在目。幽默风趣的爷爷、慈祥可爱的奶奶，还有嘴长好事的七姑八姨们，整天疯跑嬉闹在一起的有趣儿的小伙伴，古老村巷里的左邻右舍、鸡鸣狗吠、牛羊哞咩等等，那种祥和温暖的氛围、那些乡音质朴又亲切的人和事成了我生命的“底色”，伴随着我的一生。印象最深刻的是排队吃集体食堂的大锅饭的场景，同大人一起忍饥挨饿，到黄河滩里拾麦穗、捉泥鳅、挖野菜充饥，等等。天灾人祸所逼，我随后离开家乡跟随父亲忽聚田来到陕北延安，见证了一位勤恳的水利工程师为陕北农村水利事业作出的扎实贡献。那儿时的家乡往事，渐渐就化作一个永不消逝的童年时代美好的梦境。
　　在父母的言谈之中，家乡永远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文积淀深厚的富裕之地。可是等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返回老家，看到的却是满目破败与农民生活的极度贫穷。穷困的直接表现，还是吃不饱饭。一年四季辛辛苦苦拼命种地的农民，到头来却喂不饱自己的肚子。这是什么情况？人们长期看不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这问题就严重了。那是1971年的夏天，我离开多年重返家乡。当时由于天气炎热，人们穿得很少。看到瘦骨嶙峋的祖父、外祖父和盛年早衰的叔父与舅父，看到面有饥色的邻里乡亲，一个十五六岁的脆弱少年——我，难过地流了泪。以后在延安工作，每年到省上开会后都要顺路回趟老家。农村实行“联产承包”以后，家乡的最大变化就是能吃饱饭了，人们的脸上有了笑容和红润。可是村落依然破旧，不少人家仍然没钱盖新房娶媳妇。农民光靠种庄稼，富不起来呀。到了改革开放二十年时，人们饭碗里有了肉，可腰包还是瘪的。“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口号在家乡一带喊得响亮，可是一个农业大县陆续办起的工厂和流通领域的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并没能风生水起。事实证明，农民在承包的土地上各自为政、小打小闹，仅靠小农经济在商海中盲目扑腾，很难富裕起来。于是乎青壮年劳力纷纷外出打工，土地撂荒现象日趋严重。就我家乡一带而言，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十多年前。
　　今天，家乡人民经过更新观念、调整发展思路，重新组织起来，艰苦努力，终于富裕起来，也文明起来了。这就像一根火柴，点燃了我创作的热情。其实早就想写一本献给家乡的书，但我不想只是写苦难、忧愁和无奈。眼下终于完成了，可谓故事曲折、波澜起伏，是我家乡人民真实的奋斗变迁史。
　　我记得很清楚，2022年11月26日早晨，在大荔县城“智能饭店”那间狭小客房里，写完了本书初稿。当我在键盘上敲下最后的句号，禁不住长叹一声，眼睛顿时聚满了泪水。我激动地抬起头，窗外是又一个新的黎明。寂静中一抹微弱的曙光如期而至。一只早起的小鸟发出悦耳的歌唱，仿佛是送给我的一首赞歌。我为我自己的顽强坚持，更为那么多关心支持我的乡党感激动容。那是抗击疫情最纠结难熬的阶段，我在家乡补充采风、继续写作，遇到了县上数度封闭式管理。我前后被封闭两个多月，转移了三家旅店。
　　游子归来，感谢家乡的厚爱，感谢乡党们的接纳与呵护。当时《同舟》开笔整整三年了。默默回到家乡的我，完成了创作的最后冲刺。预想不到的困难检验了我的意志，也令我特别深刻地感受到了浓浓的乡情。这期间，亲朋好友甚至素不相识的人们都以各种方式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人们千方百计给我送水送干粮送各种抗疫和生活必需品。我体会到不同寻常的温暖，同时感受到了一个作家书写家乡的快慰与优势。亲切的方言土语，熟悉的自然人文环境，包括家常便饭的味道和各种诱人的风味小吃，这一切对于一个写作者情感的调动、灵感的激发和诗意心境的营造，无疑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总之，在家乡独特的文化氛围中，书写当地的人物和故事，感觉结果会更加纯粹而生动。初稿完成，我趁热打铁对作品进行了通篇修改润色，力求更加凸显地域文化特色。
　　算上有目的的实地考察和搜集资料，《同舟》进入创作前经历了大约十年的准备。这期间我每年都要回到家乡，跟踪了解书中典型环境和众多人物的生活原型及其现实处境。当我远离都市的烦恼、冷漠与情感隔阂，意识清醒地投身到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古老村庄与农村基层社区，就像投身于汹涌澎湃的大海，扑面而来的强烈气息，包括每一层波涛、每一朵浪花，都令人惊奇万分。我情不自禁揽之入怀，浸润于骨髓之中。这是刻骨铭心的切身经历，更是无与伦比的强烈召唤。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到，眼前这些名不见经传的真实的生活者，他们的处境折射着普通人的命运。他们的生存现状像磁石，吸引了我的喜怒哀乐，使得我灵魂震颤、产生诗意的冲动和哲学思考。这些有笑声也有眼泪的人，是我熟悉的亲戚邻里或户族本家，更是黄土地的儿女。他们每个人的背后都站着一大群人，甚至一个完整的家族。我总能顺藤摸瓜，牵扯出一连串的新鲜动人故事。这令我的写作变得有了现实的血脉根基，连通了有生命的源头活水。这样我不知不觉即处在当今时代的洪流之中，忘情地领略着形形色色、个性鲜明的人物和典型范例。经过各种各样的反复尝试，我发现“抱团取暖”还是眼下农民阶层最有效的御寒方式。一个村落就是一条航船，村民唯有同舟共济，才能找到平坦的阳关大道。激越的生活洪流，大大丰富和凸显了我笔下的人物群雕。作家深入生活，同时有责任推动生活前进。努力种好文学创作与社会工作这“两块地”，是我人生的终极目标。陈忠实先生鼓励我这是“大智慧者的人生选择”。我深感自己摸索到了一条前辈作家们早已经成功践行了的，“从生活到艺术”的沧桑正道。我在这条道路上艰难行进，常常感觉苦中有乐、悲中存喜。
　　普遍的乡村蜕变，是当今农村的一大特征。这种复杂原因造成的“脱胎换骨”，是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新的历史拐点上，乡间落后习俗与各种陈腐残余正被淘汰逐渐消失，而新的、充满活力的观念和思想也在同一“胎盘”上孕育并滋生希望。问题是生长中的萌芽往往被过于现实的人们忽略或误解。这导致和加剧了人们对于乡村现状与发展趋势的认知危机。好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理念，冲击和启迪了人们的头脑。我在家乡欣喜地发现大量生长着的新生活的萌芽。当我看到乡村基层党政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精神风貌发生的变化，及其不断吸引来学有专长的适用人才投身乡村建设，心中顿时云开雾散。新型知识青年，无疑是未来乡村建设的生力军和创业英雄。这一切，无疑为小说《同舟》创作提供了充分的生活依据。
　　在《同舟》即将付梓出版之际，衷心感谢中国作协把该书确定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重点推进作品，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召开了专家改稿会。感谢作家出版社张亚丽总编辑、胡军副总编辑的严格把关和我的助理李娜女士的辛勤劳动。感谢评论家何向阳、包明德、贺绍俊、张莉等老师百忙中认真把脉阅读，并提出中肯而重要的修改意见。我吸收消化这些意见、对书稿认真修改的过程，就像家乡的妇女揉面一样，感觉每修改一遍，都增加了一分思辨的深度与艺术的光彩。总之，小说《同舟》是从家乡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一棵树，创作中我遇到了不少困难，难免感到力不从心、留下缺憾。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