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许彦政

 　 主持人宁滢：本期嘉宾许彦政，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是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原教务处处长。他长期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曾任延安师范学校副校长、延安教育学院副院长、延安育英中学校长。他还致力于延安党史学习和研究，是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延安评论家协会副会长、陕西省民俗学会会员、延安市委组织部师资库教授。
　  宁滢：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与中国民主同盟常委黄炎培在杨家岭窑洞里畅谈“跳出兴亡周期率”时，高度赞誉这次谈话对中国共产党的鞭策和警示作用，要求全体共产党员保持清廉自律的行为习惯和工作作风。本期节目，许教授将和大家一起探讨当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及其现实启示。“窑洞对”，也就是“窑洞之问”，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许彦政：1945年夏天，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中国人民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然而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能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独立与统一？能不能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共和国？前景并不是十分乐观。国共两党的谈判常常陷入僵局，中国内战一触即发。为此，褚辅成、黄炎培于5月下旬就约集参政会中与他们观点相同或相近的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进行商讨，研究如何调解国共关系，促使两党恢复和谈，并将他们的想法告知当时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王世杰及秘书长邵力子，请王世杰、邵力子帮助联系蒋介石，以便直接听取蒋介石的意见。6月1日，蒋介石在其官邸宴请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王云五等参政员。其间，褚辅成、黄炎培向蒋介石报告了他们为促成国共两党恢复和谈准备致电延安的想法，征询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表示，他对此“无成见，诸君意如何，当照办”。
　　宴会结束后，褚辅成等便推黄炎培、傅斯年起草致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电稿，并由邵力子转交张治中于6月6日发出。
　　6月16日，中共中央复电国民党高层：“欢迎诸公专临延安赐教，扫榻以待，不尽欲言。”电邀黄炎培等到延安商谈国是。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五位爱国民主人士乘飞机从重庆抵达延安，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到机场迎接。
　　在为期5天的行程中，黄炎培一行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光华农场、日本工农学校等地方，陆续接待了在延安的新朋旧友，参加了中共“党政军”方面的招待宴请，并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3次正式会谈，黄炎培他们获悉了更多关于延安社会的深层信息。通过广泛的观察交流，黄炎培对延安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些新奇而美好的印象，深深地吸引了黄炎培的关注和思考。
　  宁滢：“窑洞对”到底“对”了什么？
　　许彦政：7月4日，毛泽东在他住地杨家岭的窑洞里接待了黄炎培，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谈话过程中，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的感受。
　　几天来的调查走访，黄炎培看到了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下，政治清明，军民团结，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与国统区贪污腐化、巧取豪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这使他深为震惊。在毛泽东询问他对于延安的观感后，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上提出自己的深深疑虑：“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入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一周期率的支配。”面对黄炎培的这种深切期望，毛泽东慨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一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谈话，向世人提供了不朽的历史警策。这次谈话堪比东汉末年刘备三顾茅庐去襄阳隆中拜访诸葛亮时的对话，被人们赞誉为“窑洞对”。而毛泽东自信而简短的回答，深刻揭示了民主监督的重要性。
　　主持人：延安时期民主政治有哪些创新与成就呢?
　　许彦政：一是民主政治，落地有声。1937年5月，党中央为了改善政治环境，在延安开始实行民主选举，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这一制度规范了当年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制度的程序和内容，唤醒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主政的思想意识与政治热情。
　　二是精兵简政，共克时艰。1941年，陕甘宁边区为了加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实行“三三制”建政原则，开展普选运动，陕北米脂县的无党派人士李鼎铭代表开明绅士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副议长。
　　同年，在边区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上，李鼎铭再次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经过议员们充分讨论，最后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精兵简政政策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还推广到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对于我党战胜困难、提高工作效率起了积极作用。
　　三是减租减息，平均地权。1939年4月4日延安颁布《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规定：“确定土地私有制，人民经分配所得之土地，即为其私人所有。同时还推出减租减息、鼓励垦荒等一系列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这些政策使依附于土地生存的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夙愿，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物质福利。”
　　四是民主政治，硕果累累。我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政治，使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得到蓬勃发展，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从国统区前来参观的中外人士无不称赞。
　　在党的各项民主政治建设政策中，首先最为突出的成果就是在抗日根据地政权中实行了“三三制”。这个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有效限制了一党包办和一党专政，调动了各党派、无党派的各阶层人士精诚团结，共克时艰。其次是尊重和保障了人民的民主权利。第三是树立了廉洁政府的形象。黄克功案等的处理结果，无不彰显出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时期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以此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信赖。
　  主持人：能否总结一下“窑洞对”的重要启示。
　  许彦政：如今，再度回味70多年前毛泽东与黄炎培探讨政权“兴勃亡忽”的对话，分析古往今来朝代兴衰，旨在铭记历史教训，如履薄冰，牢记初心使命，干好本职工作。有三点启示供参考。
　　第一是坚持廉洁从政，保持共产党人清正廉明的政治本色。延安时期，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和战士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党正是靠这种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一心为民的政治本色赢得了民心，建立了新中国。因此，“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第二是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当今的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GDP高居世界第二。然而，国际上的一些势力却始终在刻意制约着中国的发展。一个人的命运和自己的国家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更应该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时刻保持对于历史周期率“兴勃亡忽”的警惕。人人都站出来努力奋斗，在自己的行业和领域里为中国的发展添柴加火，这样才能使中国这艘大航船冲过历史周期率的旋涡。
　　第三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实行切实有效的民主监督。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总结和继承。毛泽东对于黄炎培的疑问，其答案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直是我党的根本宗旨，替人民发声，为人民谋生存谋福利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使命。
　　沧海桑田，时光流转，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如何避免被历史淘汰，这个答案需要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员以铁一般的意志，坚定不移的决心，站在人民的立场，矢志不渝、坚守如初。
　　历史周期率是永远的警示。我们要铭记毛泽东和黄炎培延安“窑洞对”，以赶考的警觉、警惕，警醒自己、勉励自己，在人民民主监督下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