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宾崔喜奎


　　主持人宁滢：本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崔喜奎是甘泉县文化馆退休干部。1953年6月生，1978年参加工作，1982年2月入党，2013年退休。退休后，他善于用群文艺术书写百姓人生，宣传党的路线方针，2019年被甘泉县委、县政府评为“最美甘泉人”，2020年5月被延安文明办评为“延安劳模”，2021年9月被省教育厅授予陕西省“百姓学习之星”。
　　主持人：欢迎崔老师，今天来给大家讲述什么故事？
　　崔喜奎:2022年，本人应邀到甘泉县桥镇乡闫家湾村，参加全国第一批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建设工作。当参观该村“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习仲勋旧居”“军事委员会旧址”和周边“经济部旧址”“特委旧址”等景点之后，深受感动。故查阅《习仲勋传》、采访当地高龄老人，编著了《红色美丽村庄闫家湾》一书。书中故事均制作展板在展馆展出。《撤离南梁》就是根据《习仲勋传》整理而成。本期，我就为大家讲述红色革命故事“撤离南梁”。
　　主持人：撤离南梁，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
　　崔喜奎：1934年11月1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大庙内正式举行。大会经过酝酿讨论，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当选为副主席，蔡子伟当选为政治秘书长兼管《红色西北报》。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进一步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壮大了武装力量，把武装斗争推向了新高潮。1935年春，国民党当局调集陕、豫、晋、宁、甘五省军阀，计4万兵力再次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时称第二次“围剿”。陕甘边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决定了将两块根据地联合起来，实行统一指挥领导，共同作战，已经十分必要。2月5日，中央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区、陕北两块苏区党政军组织。惠子俊任西北工委书记，刘志丹任西北军委主席，习仲勋任工委委员。
　　主持人：中共西北工委成立后，有没有新的战略决策？
　　崔喜奎：新成立的中共西北工委决定，集中红军优势兵力，首先打破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防线，向南向西发展，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作战；第一团在耀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六十一师；第二团对马鸿宾部实施阻击，向甘肃省环县、陕北三边发展；骑兵团相机东进陕西省宜川，积极向韩（城）、合（阳）地区游击；留当地游击队坚持内线武装斗争；暂时放弃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向洛河川一带转移。
　　2月，国民党“围剿”南梁根据地的计划加紧实施。习仲勋领导南梁地区第二路游击队和赤卫军，在老爷岭上搭设毡帐篷，竖立红旗，晚上漫山点燃篝火，并派出小分队袭扰，以疑兵之计迷惑对方，使敌在老爷岭以西滞留月余，未敢妄动。
　　在国民党军重兵逼近的形势下，习仲勋和政府工作人员一起按照中共西北工委“暂时撤离南梁”的指示，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将根据地的粮食、农具、生活用具予以埋藏，把牛羊牲口全部赶进山林隐蔽，积极做好撤离南梁的准备。
　　主持人：撤离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崔喜奎：4月13日，正是农历三月十一荔园堡逢集的日子。这一天，马鸿宾部突然进至茘园堡。习仲勋带领后方工作人员和保卫队、庆阳游击队百余人，迅速撤离驻地寨子湾，向以东方向的洛河川转移。4月14日，习仲勋率后方机关人员在豹子川、白沙川交界处的张岔岭被追敌包围。赤卫军参谋长梅生贵指挥队伍阻击敌人，且战且退，掩护政府机关转移。战斗一直持续到后半夜，待退到10里以外的乔子川时，才摆脱了敌人追击。
　　习仲勋及政府工作人员在乔子川、大东沟隐蔽数日，被敌探知，马鸿宾部又纠集数十倍的兵力包抄过来，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习仲勋果断决定分散突围。他骑一匹白马，冲出重围，脱离险境后，又集合起分散突围出来的百余人，在闫家湾暂时立足休整。
　　习仲勋这时才发现，自己的双脚被马镫磨出了两个血洞，催马疾行留下的条条鞭痕竟把白色战马染红。刘志丹知道这件事后，曾拍着白马风趣地说：“好一匹飞身救主的白龙马！”
　　主持人：至此，这次撤离顺利结束，过程中取得了什么成绩？
　　崔喜奎：在陕甘边党政机关主动撤离南梁转移到洛河川时，红军主力接连取得了反“围剿”战斗的胜利。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在华池县田崾岘消灭国民党三十五师骑兵团一个连后与陕北红军协同作战，在以刘志丹为首的前敌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大小十余战，连战皆捷，俘敌200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靖边、保安六座县城，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在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使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把长期分离的陕甘边区、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洛河川时期，洛河川成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中心和指挥中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主持人：开展革命运动，首先就是要认真落实苏维埃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具体有哪些？
　　崔喜奎：有“十大政策”。这“十大政策”是：一、土地政策。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不分，当边境地区变成中心地区后仍分土地。田、苗一齐分；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土地牛羊的中农；红军家属分好田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二、财经粮食政策。鼓励农民生产，使之发展；成立牧场，养猪喂羊；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藏；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成立集市，便利群众交易，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发行苏区钞票，流通金融，解决了市场缺少零钱的困难。三、军事政策。在战斗动员上规定了各种条例，如少先队、赤卫队的条例，动员方式是自愿的，武装是没收豪绅地主的；在赤少队的基础上广泛地成立游击小组；奖励群众买武器，买到新武器则给特别奖励，收缴敌人的武器归自己使用；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培养部队的军政干部；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红军做情报工作；对牺牲的战士和赤少队员付给埋葬费和抚恤费。四、对民团政策。对同情靠近我们的民团与之建立互助关系或互不侵犯关系；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使他们向我们靠拢。五、对土匪政策。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坚决彻底消灭；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惯匪，也予以彻底消灭；除此而外的一些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六、各种社会政策。对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不直接出面干涉；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采取争取政策。颁布并宣传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引导群众搞好生产；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疾，发动群众救济，政府也给想些办法。七、肃反政策。对敌探和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如群众愿意保，不杀亦无损于革命的，可保释感化；对确有证据的反动豪绅地主采取杀掉的办法，反之只向他们要粮索款并不杀掉；对犯人区分主犯和从犯；处决犯人经过群众大会决定，公开执行。八、对政策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分配适当工作。九、对白军俘虏政策。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不随便杀掉。十、文化教育政策。主要是兴办学校，推动农村青少年教育。
　　主持人：这“十大政策”在当时发挥了什么作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又有什么贡献？
　　崔喜奎：根据地按照“十大政策”，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发行了边区政府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稳定和繁荣了经济。改善了人民群众生活，保障了游击战争的胜利，同时组建列宁小学、干部学院，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入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扎根延安奠定了基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