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宾郝随穗
　　主持人胡琛：聆听作家故事，感受文学力量。本期《作家说》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作协会员、延安市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29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郝随穗。
　　郝随穗，陕西子长人，两次入选中国作协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中国作协授予“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在《人民文学》《诗刊》《人民日报》《文艺报》等国内外多家报刊发表大量作品，作品获柳青文学奖、冰心散文奖、陶渊明诗歌奖、长征文艺奖、中国工业文学奖、国际生态文学奖、“金青藤”国际诗歌奖等。作品多次入选各种年选和中小学生语文试卷及课外阅读书本，《流年何往》（诗集）入选教育部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出版《费尽荒凉》《硬时光》《庄里》等多部作品集。
　　郝随穗：大家好，我是郝随穗，很高兴来到《作家说》栏目和大家一起浅谈文学。
　　胡琛：我知道郝老师的散文集《庄里》获得了柳青文学奖，而且您还有多部作品入选各类文艺丛书，并且获得多项殊荣，那么我们特别想知道，郝老师您的文学创作过程是什么样的？
　　郝随穗：我记得外婆80多岁时说，她想回到榆林老家。双目失明的外婆仅靠一双小脚是很难回到榆林的，她在我家安度晚年的十几年中，每天呆呆地坐在炕头，低着头口里说出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想回到老家。外婆是外爷带着她从榆林逃荒到子长的。她在垂暮之年想着老家，这就是地域性情感所特有的本能诉求吧。
　　从而让我联想到地域性写作。这个文学性的话题一直在影响着我的创作，尽管当下一些批评是针对地域性写作的。我从来不排斥地域性写作，不会把自己的作品建立在虚无的概念之中。我始终认为，作品与哺育了自己的土地所建立的关系，是血脉的贯通和基因的遗传。我们的作品一旦失去近乎母亲般的地域关怀，那么作品能否成立，是一个问题。即使成立，可否有效，那也是问题。
　　我创作了30年，我的散文作品已经深扎这片土地，成为我文学创作的一个符号，我的散文就是老家的老石头，留下来缝补破旧的窑洞和铺就坑坑洼洼的村道。
　　我一直觉得自己的作品不成熟，不足以下结论，无法确立作品的风格和亮点，因此硬要给我的作品贴一个标签，那勉强归纳于地域性写作的范畴吧，因为不只是我的文本，包括我个人，属性中的经验呈现，绝对会有强烈的地域性色彩和坚贞的文化归属感。
　　在地域性写作的过程中，我试图做到意象与意境营造，叙事与抒情兼顾，想象与写实并行，哲理与哲学共谋等方面的可能，让自己的文本不只是停留在泛泛故事的趣味性这个基础层面，更想通过故事本身而打开另一个人性局面，能够看到人在其中与世界关联所发生的冲突或和解。
　　胡琛：那您作品背后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郝随穗：说到灵感，我是持否定的态度。所谓的灵感必须建立在日常的思考、阅读和学习中。如同一张白纸，没有笔墨，这张纸永远是空白的。而学习就是笔墨，灵感是那张纸，如果我们的学习跟不上，那么灵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阅读彻底改变了我对世界的认识，特别是对脚下这片黄土地的认识。知识可以改变命运，首先要改变的是我对日常生活和秩序的重新认识，对自我世界的重构。阅读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及世界的真相，这个真相就是人性的真相。
　　我创作了大量有关陕北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反映陕北农村生活的散文集《庄里》一经出版，引起一定的关注，《中国青年作家报》对我做了专题采访，头版头条整版宣传我的阅读学习和文学创作。
　　我想，这或许是成全一个作家灵感的日常训练吧，如果我们不学无术，那么再好的天赋，或者说灵感都是无法转换成文学作品的。
　　因此说，灵感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一定是建立在不断地思考学习的基础之上。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灵感是虚幻的，替代灵感的具象资料是考验我们日常训练积累下的文学能耐。我所信赖的灵感一定是看得见的。
　　用一句话来回答作品背后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那就是让阅读和思考成为日常。
　　胡琛：您认为您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元素是什么？
　　郝随穗：我到现在都无法给任何人说明白自己作品的代表性元素是什么，因为始终觉得自己一直是一个文学初学者，尽管已经写了30年之久，但是还停留在文学爱好者这个阶段。
　　我不想给自己要做的任何事做绝对性的结论，这是一个令人质疑的世界，很多的不确定性在不断颠覆和重构我们的认知。特别是在当下这个休明盛世的时代，我们被那么多的强劲之力推入先进的文化前沿，享受前所未有的文明洗礼。潜移默化中，我们的作品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而这个特征也许就是我的代表性元素吧。
　　我摘录几位评论家对我的作品评论，或许能显现出更具体的作品元素吧。
　　著名作家、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叶梅这样评价我的散文：生活在陕北高原上的郝随穂不仅熟悉那里的庄里庄外，人间百态，更以一个作家的天赋和良知对生活报以充分的热情，进行长期的观察思考。他对乡土人事的书写鲜活灵动，饱含深情，具有丰富的细节、滚烫的温度；同时具有开放的视野，不断递进而浸透时代气息的哲思。
　　著名文学评论家霍俊明这样评论我的诗歌：郝随穗的诗是日常性的、朴素的，诗人的视界是开阔而敏锐的，其诗尽可能在语言和经验的双重向度上维护了诗歌之“真”。我尤其喜欢那些关于大地、草木、故乡和“母亲”的诗，因为诗人在精神母体面前会更为真实、真挚。与此同时，这些诗也还原出了精神世界的根底和本源，它们容不下任何伪饰。
　　胡琛：您可以谈谈获得第六届柳青文学奖散文奖的《庄里》这部作品吗？
　　郝随穗：2017年，我申报的《庄里》散文集创作计划被中国作家协会列入中国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2020年完成了这部18万字的散文集创作，并于2021年初出版。
　　据当年4月7日《中国青年报》和“中国作家网”报道，由《中国青年报》组织的“中青阅读3月推荐书单”评选活动中，我的散文集《庄里》在国内外众多汉语作家新著的文学图书参评中，因深受读者喜欢，被评选为5本好书的榜首。当时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是其他人看到这个消息后告知我的。
　　评委团给予《庄里》这样的评价：陕北作家郝随穗为陕北大山、为黄土高原以及活在这片天地里的芸芸众生所撰写的传记。一篇篇文章即为一个个人物小传——是人物小传，也是小人物的传记。就是在这些不起眼、常被旁人漠视，没有任何地位、知识、权力、金钱可言的人身上，贮藏了太多令人动容的点滴，一次次在读者心中荡开涟漪。
　　《庄里》散文集是由30篇散文组成的一本对上个世纪某个时间段陕北乡村小人物的命运的一个纪录册页。也可以说是对我们活在尘世上的理想与生命意义的探究，和对我们的苦乐生死与村庄和地域所建立的文化关系的剖析。我们的情感表达和生命呈现与陕北地域文化融为一体，形成的民风民俗景观蔚为大观，祖辈们一代又一代地在庄里以个体经验复述着这种文化的渊源，并本能地参与和建设了这种文化。村民们在这种文化中充分体验，以获取这方水土上万物生存联盟的生存密码，并用这个密码打开自己的生存空间。书中塑造的30多个小人物形象，我们既是这片土地的经营者，更是用生命直面欢乐与忧伤的构建者，我们站在一起就是一部古老的乡村简史。
　　胡琛：您如何看待文学在当今社会的地位和作用？
　　郝随穗：我们从历史的视角打量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每一个时代不能剥离与文学的关系。不管是金戈铁马、狼烟四起的各种战乱，还是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文学从来没有缺席。我们今天看到留下来的千古诗篇，无不抒发着那些朝代所经历的社会变革和人们的生存状态。
　　我们要搞明白什么是文学，文学是一种用口语和文字作为媒介，表达客观世界和主观认识的方式和手段。那么，文学是伴随着人类的第一声口语而诞生的，它的久远和灿烂成全了每一个人内在的文学理想，让每一个人成为文学的践行者，虽然更多的人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跟文学有关。
　　可见文学的地位就是人的地位，它的无处不在已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这就说明，其实在每个人的内心中文学是长期存在的，特别是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我们，天生就在文学的广博范畴中被干预和教化。因此我觉得文学就是我们的无冕之王，不需要社会可以给予什么地位和对其作用的解读。
　　胡琛：您能否分享一下在创作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趣事或趣闻？
　　郝随穗：每个人的成长都要经历一些难忘的事和有趣的事。我至今保持着很强的好奇心，我的好奇和探究源自我在农村生活了20多年的经历。
　　1987年，我上初中时在语文老师的指导下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征文比赛，成为陕西唯一一名获奖者，这也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并获奖。自此后，我狂热地痴迷文学，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阅读和写作中。上高中时，仅靠语文课本无法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于是在高一的时候找来高二、高三乃至一些大学语文书学习。同时，为了掌握大量的词汇，抄写了一遍《汉语字典》和《红楼梦》全部诗词。现在看来我的词汇储备是在那个时候掌握的，当时用各种本子密密麻麻抄了几十本，摆满了家里唯一的一张桌子，后来几次搬家到现在，没留下一本。很是遗憾啊，那个时候在外奔波的生活之苦，让我无法正视自己与文学产生的任何结果，因此，那个时代的文学痕迹全归入记忆，包括发表过的处女作等都没有保存下来。
　　这么多年来，我深知，那种疲于奔命的无效劳作，是充斥着缺乏文学性、没有审美价值的重复书写。这样，即使故事再有趣、再生动、再深刻，对于我而言，那也是毫无意义的文学体验。而我热爱文学的动机和行为，必然要把那些事儿转换为自己的学养，并通过文字来表达。
　　文学竟然成为我修行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