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4年08月31日
延安时期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
团结是力量的源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协商民主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全过程。延安时期，协商民主从理论到实践，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出巨大的力量，孕育形成以团结、民主为主题的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进入新时代，协商民主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强大的制度支撑和精神动力。
一、延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系列著作发表，为协商民主的实践和理论奠定基础，成功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结合的协商民主政治理论格局。
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协商民主创造了先决条件。
1935年12月底，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刚刚3个月，中共中央在召开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同志即作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指出“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重大关头，中国共产党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调整了土地革命时期一系列政策，以高超的斗争艺术从容应对“西安事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后，红军三大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同年9月，根据国共两党关于合作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围绕抗日、民主两大主题，成为敌后抗战的总后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拯救中华民族存亡危机，领导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了党外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社会各阶层共赴国难，为协商民主的形成创造了必要内容和条件。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最早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其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正确的军事策略，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政治形象，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决抵抗外来侵略，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力量、领导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树立了民主政权的典范。
2.《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为发展协商民主作出了必要的理论铺垫，中共七大的召开以及《论联合政府》的发表为发展协商民主指明方向。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其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比较完整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政策，为协商民主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但并未撼动旧社会的文化根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局势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预料，随着抗日战争以武汉会战为转折点发展到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陈数十万精兵封锁陕甘宁边区，又开始了一系列军事摩擦。孙中山先生领导旧的民主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民主革命有何区别，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可混为一谈，中国的民主革命方向何去何从？《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在理论上澄清了事实，为新、旧两条民主路线作出了区别。
1945年4月24日，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阶段，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比较了抗战中国共两党不同抗战路线，全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于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究竟是建立一个民主联合的政府还是建立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人心向背不言而喻。
3.延安时期形成的协商民主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结合。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树立了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促进了协商民主的发展。第一，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宗旨的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民主党派的先决条件，也是发展人民协商民主的重要前提。第二，在延安时期，从第一代领导核心确立的党内民主集中制，延伸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各工农联盟、大小资产阶级、爱国民主党派团体合作的协商民主，是党内民主向党外民主的延伸。第三，党内批评与自我的优良作风，不但使得党内的民主生活制能够自洽，而且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为协商民主创造出生动活泼的氛围，厚德方能载物，中国共产党谦虚、无我的政治品格，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二、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和参议会制度的实践孕育了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同时减租减息运动和群众选举也为基层协商民主奠定实践基础。
1.延安时期协商民主在政权制度建设的体现形式是“三三制”。“三三制”即政权机关（包括参议会和政府）的人员构成中，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人士大体各占三分之一，由人民选举产生，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三三制”的设想是1940年毛泽东同志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中提出，建立“三三制”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开创中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政府。1941年1月，由边区中央局指示边区自乡村开始彻底实施“三三制”，5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边区参议会实行“三三制”原则，在其后的实践当中落实到位。“三三制”政府的任职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心情舒畅，完全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政府管理的民主政治生活当中。“三三制”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雏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三三制”政权发展进步势力、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中间势力、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其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反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三三制”实行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合作，获得了广大的政治同盟者，不仅为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占比方式所沿用，且开创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的独特优势，即人大、政府机关、政协机关的党外人士占有相当比的先河。
2.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了参议会，进行了三次全面的普遍、平等、直接、自由的民主选举，为建设新中国积累了局部执政的成功经验，对团结抗日、推动中国民主协商起到了积极作用。
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是一个协商民主的经典范例。1941年11月，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等10位党外人士先生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的提案。一经提出，各界反向不一，党内甚至有人认为在大力发展壮大力量的敌后抗战军民的前提下，该提案存心不良、影响进步力量发展。经毛泽东主席力排众议提交大会讨论，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极大提高了政府机关的效率和军队的战斗力，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收到良好效果。
3.减租减息运动和群众选举也为基层协商民主奠定基础。
在“三三制”政权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政策，保护抗日人民，调解各抗日阶层利益、改善工农生活，开展镇压汉奸和反动派运动。通过组织村民会议、制定村民规约、建立村民评议和监督机制，将协商民主的经验推广到基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力量之下，边区各县政府县长以下直选，边区群众获得了祖祖辈辈做梦都没有敢想得到的权利，发挥出“投豆选举”等举世仅有的、富有创造力的民主方式。延安县的同志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基层民主治理的典范，就是发挥出基层协商民主产生的惊人力量。
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格局中，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完善人民政治协商、发展基层民主三个重要维度，在延安时期协商民主中都可以找到历史依据，三位一体贯穿于建立最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三、中国共产党与爱国民主人士建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培养了中国人民协商政治实践主体，并促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最终确立。
延安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延安以其巨大的吸引力召唤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国共产党开诚布公，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既不乏本土的乡绅名士、社会贤达，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主精英人士肝胆相照，纷纷建言献策。早在1936年，九三先贤褚辅成组织北京一大批学者教授，给延安支援怀表、棉鞋等紧缺的物资。毛泽东主席在回信中说道，“同你们的心是相通的”。墙里开花墙外香，在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等人的报道下，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得以传播。1940年，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之后，提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的梁漱溟先生，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的杜斌丞先生，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人士肝胆相照的古今佳话。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进行的“窑洞对”。
1945年7月，褚辅成、黄炎培等6位参议员携带《延安会谈纪要》来到延安访问会谈。在杨家岭的窑洞里，毛泽东与黄炎培进行了一段对话，史称“窑洞对”。黄炎培提出中国历代政亡人息的“历史周期率”支配的问题。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周期律的“第一个答案”。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以大智大勇大无畏精神，就和平建国方针赴重庆谈判。在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非凡的魅力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远大的志向胸怀、政策方针，团结了一大批有力量的爱国民主人士，帮助民主党派建设成立自己的组织，奠定了实现从旧政协到新政协的转变，为新中国培养了党派合作的民主中坚力量。
正是在爱国民主人士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不断襄助和不懈努力下，延安时期开始形成军事战线以外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历史主动，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的胜利贡献出重要力量。
“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经过各族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创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跳出延安时期，纵深到“五一口号”的提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最终确立以及结出的累累丰硕的成果。
1949年6月至9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时期协商民主最终发展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重要机构，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安排。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也是民主的圣地，这是在新时代全面提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对延安历史地位认识新的高度。
（作者单位：陕西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课题组、中共延安市委党校）
一、延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系列著作发表，为协商民主的实践和理论奠定基础，成功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结合的协商民主政治理论格局。
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协商民主创造了先决条件。
1935年12月底，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刚刚3个月，中共中央在召开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同志即作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指出“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重大关头，中国共产党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调整了土地革命时期一系列政策，以高超的斗争艺术从容应对“西安事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后，红军三大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同年9月，根据国共两党关于合作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围绕抗日、民主两大主题，成为敌后抗战的总后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拯救中华民族存亡危机，领导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了党外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社会各阶层共赴国难，为协商民主的形成创造了必要内容和条件。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最早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其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正确的军事策略，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政治形象，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决抵抗外来侵略，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力量、领导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树立了民主政权的典范。
2.《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为发展协商民主作出了必要的理论铺垫，中共七大的召开以及《论联合政府》的发表为发展协商民主指明方向。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其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比较完整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政策，为协商民主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但并未撼动旧社会的文化根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局势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预料，随着抗日战争以武汉会战为转折点发展到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陈数十万精兵封锁陕甘宁边区，又开始了一系列军事摩擦。孙中山先生领导旧的民主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民主革命有何区别，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可混为一谈，中国的民主革命方向何去何从？《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在理论上澄清了事实，为新、旧两条民主路线作出了区别。
1945年4月24日，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阶段，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比较了抗战中国共两党不同抗战路线，全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于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究竟是建立一个民主联合的政府还是建立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人心向背不言而喻。
3.延安时期形成的协商民主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结合。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树立了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促进了协商民主的发展。第一，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宗旨的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民主党派的先决条件，也是发展人民协商民主的重要前提。第二，在延安时期，从第一代领导核心确立的党内民主集中制，延伸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各工农联盟、大小资产阶级、爱国民主党派团体合作的协商民主，是党内民主向党外民主的延伸。第三，党内批评与自我的优良作风，不但使得党内的民主生活制能够自洽，而且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为协商民主创造出生动活泼的氛围，厚德方能载物，中国共产党谦虚、无我的政治品格，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二、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和参议会制度的实践孕育了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同时减租减息运动和群众选举也为基层协商民主奠定实践基础。
1.延安时期协商民主在政权制度建设的体现形式是“三三制”。“三三制”即政权机关（包括参议会和政府）的人员构成中，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人士大体各占三分之一，由人民选举产生，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三三制”的设想是1940年毛泽东同志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中提出，建立“三三制”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开创中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政府。1941年1月，由边区中央局指示边区自乡村开始彻底实施“三三制”，5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边区参议会实行“三三制”原则，在其后的实践当中落实到位。“三三制”政府的任职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心情舒畅，完全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政府管理的民主政治生活当中。“三三制”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雏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三三制”政权发展进步势力、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中间势力、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其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反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三三制”实行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合作，获得了广大的政治同盟者，不仅为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占比方式所沿用，且开创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的独特优势，即人大、政府机关、政协机关的党外人士占有相当比的先河。
2.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了参议会，进行了三次全面的普遍、平等、直接、自由的民主选举，为建设新中国积累了局部执政的成功经验，对团结抗日、推动中国民主协商起到了积极作用。
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是一个协商民主的经典范例。1941年11月，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等10位党外人士先生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的提案。一经提出，各界反向不一，党内甚至有人认为在大力发展壮大力量的敌后抗战军民的前提下，该提案存心不良、影响进步力量发展。经毛泽东主席力排众议提交大会讨论，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极大提高了政府机关的效率和军队的战斗力，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收到良好效果。
3.减租减息运动和群众选举也为基层协商民主奠定基础。
在“三三制”政权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政策，保护抗日人民，调解各抗日阶层利益、改善工农生活，开展镇压汉奸和反动派运动。通过组织村民会议、制定村民规约、建立村民评议和监督机制，将协商民主的经验推广到基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力量之下，边区各县政府县长以下直选，边区群众获得了祖祖辈辈做梦都没有敢想得到的权利，发挥出“投豆选举”等举世仅有的、富有创造力的民主方式。延安县的同志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基层民主治理的典范，就是发挥出基层协商民主产生的惊人力量。
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格局中，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完善人民政治协商、发展基层民主三个重要维度，在延安时期协商民主中都可以找到历史依据，三位一体贯穿于建立最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三、中国共产党与爱国民主人士建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培养了中国人民协商政治实践主体，并促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最终确立。
延安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延安以其巨大的吸引力召唤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国共产党开诚布公，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既不乏本土的乡绅名士、社会贤达，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主精英人士肝胆相照，纷纷建言献策。早在1936年，九三先贤褚辅成组织北京一大批学者教授，给延安支援怀表、棉鞋等紧缺的物资。毛泽东主席在回信中说道，“同你们的心是相通的”。墙里开花墙外香，在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等人的报道下，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得以传播。1940年，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之后，提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的梁漱溟先生，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的杜斌丞先生，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人士肝胆相照的古今佳话。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进行的“窑洞对”。
1945年7月，褚辅成、黄炎培等6位参议员携带《延安会谈纪要》来到延安访问会谈。在杨家岭的窑洞里，毛泽东与黄炎培进行了一段对话，史称“窑洞对”。黄炎培提出中国历代政亡人息的“历史周期率”支配的问题。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周期律的“第一个答案”。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以大智大勇大无畏精神，就和平建国方针赴重庆谈判。在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非凡的魅力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远大的志向胸怀、政策方针，团结了一大批有力量的爱国民主人士，帮助民主党派建设成立自己的组织，奠定了实现从旧政协到新政协的转变，为新中国培养了党派合作的民主中坚力量。
正是在爱国民主人士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不断襄助和不懈努力下，延安时期开始形成军事战线以外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历史主动，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的胜利贡献出重要力量。
“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经过各族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创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跳出延安时期，纵深到“五一口号”的提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最终确立以及结出的累累丰硕的成果。
1949年6月至9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时期协商民主最终发展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重要机构，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安排。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也是民主的圣地，这是在新时代全面提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对延安历史地位认识新的高度。
（作者单位：陕西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课题组、中共延安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