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未踏上过那片土地，但延安的山川草木、羊肠小路，还有那动人的歌声，早在我的青春岁月里，就深深地印入了心怀。一次又一次，我在心中飞临20世纪30年代的陕北，流连忘返。当我步入暮年时，才终于亲眼看到了那徘徊于梦里的圣城。
　　晨光中，步出延安宾馆时。几步之外，便是郁郁葱葱的凤凰山，山脚下，一间间朴实无华的窑洞依然完好。在粗糙简陋的桌椅旁，我似乎看到了初抵延安的白求恩与伟人秉烛夜谈的身影。迈入朱德的小院，想起了翻译《1937，延安对话》时，著者托马斯·亚瑟·毕森笔下的形容：“那天的晚饭是在朱德家里吃的，因他的住处，比毛泽东的略微宽敞，布置得也稍微像样些。”
　　当年的侧屋如今辟为了展室，墙上挂着的是那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毛泽东与白求恩合影照片。从两人的姿势上看，显然是坐在条凳上看文艺表演时，友人从侧面为他们拍摄的。
　　隔着一条街，就是抗大纪念馆旧址。与毕森当年留下的那些图片相比，这座院子从里到外已大不一样。在装修精致的现代化展厅里，我看到了一张此前从未见过的照片。穿西装、打领带的毕森，在罗瑞卿的陪同下，迈入了这座院落，两旁站满了红军战士，个个头戴草帽。这张由中国人拍摄的照片，毕森至死也没见过。
　　1937年访问延安后，毕森回到美国，在外交部任职。20世纪50年代初，受冷战政策迫害，他被迫移居到加拿大滑铁卢，从此再也没能返回他心心念念的华夏大地。
　　走出抗大纪念馆时，对面的山峦上远远传来了清凉寺的钟声，仿佛伴随着那恍如隔世的预言。
　　“我曾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富商、军阀、知识分子、国民党高官。但毛泽东却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能够统一全中国的人。”1937年6月24日，驱车带领毕森一行秘密到访延安的司机艾飞·希尔在告别延安时曾这样说。毕森写道：“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
　　我试图寻找到毕森一行当年观看文艺演出的地方。他在书中形容那个礼堂就像一座大谷仓，大家在条凳上随意就座，没有特殊席位。我估计，1938年5月1日的晚上，白求恩与毛泽东那张合影照片拍摄的地方，应当也在那个谷仓样的礼堂。可惜，即便是接待我的大磊——这个土生土长的延安人，也搞不清楚那是什么地方。
　　“你想保留老城的原样，但城里这么多盖起来的高楼大厦，好好的，总不能都拆掉吧？”面对我的遗憾，大磊啃着焦黄的烧饼笑着说，“让人民过上吃穿不愁的日子，难道不是当年奋斗的初心？”
　　他把我带到了街心这家老字号小饭馆，请我品尝当地名吃。在萧军的《延安日记》里，我曾读到，当年鲁艺的文人得了稿费后，会邀请三两好友，蹚水过河，到城里的小馆子打牙祭，喝一碗美味的羊杂汤。我细细品着羊杂汤，心想大磊太年轻，缺乏我们那一代人的感情。他却说：“战争年代，陕北人哪家没有当兵打仗的？我祖父那辈里，不是烈士，就是军属！”
　　走进延安大学附属医院的礼堂，看到迎面走来的厚夫，我不禁一怔。这位学者型作家，曾任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他让我想起了高加林——高大魁梧的身材，英气逼人的五官，沉稳睿智的谈吐，活脱脱就是那个家喻户晓的明星。陕北高原盛产铁骨铮铮的好汉，也许正得益于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就是北方不同民族交汇融合的疆场。
　　在延川长大的厚夫，堪称是陕北高原的活字典。我向他打探，那座谷仓一样的礼堂究竟在什么地方？难道是桥儿沟的鲁迅艺术学院？厚夫给出了答案：“桥儿沟距延安城十几里，不可能是在那儿。当初在城里的二道街，有座天主教堂。毛主席陪同那些外国客人看演出时，应当是在二道街。但是，1938年11月20日以后，日本人的飞机开始轰炸延安城，炸毁了很多地方，所以今天已经找不到那座教堂了。”
　　谈话间，几百名医学院的师生赶来，挤满了礼堂。望着台下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庞，我临时改变了主意。刚才在大门口，看到了从延安出发、奔赴前线的白求恩雕像。于是，我为大家讲述了围绕着白求恩珍贵遗物回归中国前后发生的故事。
　　毛泽东与白求恩唯一的那张合影照片，就藏在距离我不远的加拿大小城中。我花费了两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碍，终于在2015年9月，从遥远的加拿大护送那张二寸见方的黑白照片，回归到中国的土地上。
　　交流结束后，大磊不顾一天东奔西跑的劳累，继续开车，带我登上了夜幕中的杨家岭。
　　弯弯曲曲的山道，当年是坑洼不平的黄土路，如今用整齐的碎石块铺成。山腰间，一排十几孔窑洞是当年抗大女子学院旧址。借着微明的路灯，我看到木格子门窗的上方镶着一颗颗红星。
　　当年投奔延安的女学生，皆为大家闺秀，从全国各地跋山涉水，来到这苦寒地方为理想而奋斗。
　　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平坦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转过身来，脚下静静流淌着延河，两岸灯火通明。
　　想起了白天看到的情景，城北几公里外，是几年前建起的新城。成片楼群高耸入云，玻璃墙在蓝天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当年毕森们沿途所见的荒山秃岭，如今皆已满目葱茏。大磊说：“幼年时最快乐的日子，就是一年一度的植树节，漫山遍野地撒欢，别提多开心了！”
　　返回加拿大的航程，长达十五个小时。飞机上没合眼，一口气读完了厚夫赠我的畅销书《路遥传》。因了延安之行，我才真正读懂了路遥的心声。
　　缠绕着高加林们的痛苦，远非我们曾在暗夜里为之叹息的爱情，而是人类亘古的追求：社会的平等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