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4年11月14日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斗争哲学的形成背景
杨乐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到了社会矛盾的新变化，总结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革命经验及延安时期斗争实践的新进展，创造性地形成了其独特的斗争哲学。
斗争的必要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从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的矛盾是复杂的、多样的，既有国内矛盾，又有国际矛盾；既有民族矛盾，又有阶级矛盾。而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的矛盾相对于中日矛盾处于次要地位，两党的共同合作是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因此，共产党如何同国民党合作是重要的政治路线，同时共产党还要联合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依赖国共两党的政治态度和合作原则，国民党的态度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的程度而转变的，当外部侵略严重冲击其根本利益时，不得不与共产党联合进行抗争。其结果是在日本积极削弱国民党政府的政权加剧之时，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关系也随之紧密；相反，当这种压力减轻时，双方的合作关系便开始发生转变，有时甚至会升级为激烈的冲突和对立。因此，在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期间，如何妥善安排战线内部不同力量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了一个关键性的挑战。而问题的解决，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辩证地处理，不仅要看到两种不同势力的统一性，还要看到斗争性，做到“既联合又斗争”。
斗争的可能性——总结两次革命斗争失败的教训
斗争哲学作为一种观念，是对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经验进行总结所形成的理性思维，可以说，斗争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斗争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经验进行总结，进而通过《矛盾论》《实践论》进行哲学上的总结，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从斗争哲学和斗争实践的关系来看，斗争哲学从总体上为斗争实践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但斗争哲学和斗争实践并不是割裂的，斗争哲学只能在斗争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概括总结。
1921年，中国共产党作为主导革命的新生力量正式诞生。为了实现打倒军阀的目的，国共两党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共同合作，开展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当北伐战争初步取得胜利之时，党内领导人陈独秀右倾思想的错误指导和蒋介石、汪精卫的相继叛变导致北伐战争归于失败。在“八一”南昌起义后，党及时召开“八七会议”。在会议上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总结了大革命从胜利到失败的深刻教训，确立了适用于中国特殊性的土地革命路线。在全党的努力下，毛泽东立足中国的革命现实，带领军队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促使和推动其他根据地的建立。
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开启了苏区建设的新局面。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和其他军阀担心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影响其统治，先后发动了五次“围剿”。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原则结合红军队伍特征，粉碎了蒋介石的四次反革命“围剿”，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但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致使红军主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从历史上看，中国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与失败，一方面，是由于正确或错误的军事指挥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党内正确的思想或错误的右倾和“左”倾思想造成的。如果进一步深入思考，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观，是两次革命成功与失败的根源。正确的斗争观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的基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得到新发展的条件下，在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毛泽东先后撰写《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的著作，分别对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再次进行总结，为科学的斗争观的形成奠定了经验基础。
毛泽东在1936年创作了名为《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中，全面审视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的革命战争经历，并且对王明在军事领域的“左”倾错误行为进行了批评，阐释了围绕中国革命战争战略层面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根据历史经验，正确的政治和军事策略的形成与发展，并非是自然而然、顺利无阻的过程，而是通过不断的斗争才能实现的。他指出，要想建立正确的路线并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与“左”倾和右倾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彻底战胜这些对革命及革命战争有害的倾向，这是不可或缺的步骤。但要彻底克服党内的“左”、右倾错误，要从哲学上进行清理，也就是从认识路线、从哲学方法论上进行根本的批判。《实践论》和《矛盾论》正是毛泽东从哲学上总结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重要成果。这三篇著作，使得科学的斗争观形成，进而形成斗争哲学。
斗争的特殊性——斗争实践发生新的变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斗争哲学的形成建立在丰富、生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从其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看，这一时期覆盖了土地革命的后期、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的中前期。延安时期因此被视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且独特的阶段。中国的革命实践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导致了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的矛盾更加复杂。面对这些复杂矛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结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创造性地开展各种斗争，是解决矛盾的关键。
军事路线方面，国共合作存在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两条路线。日本侵略者装备精良，实力不容小觑。中国，这个庞大却脆弱的国家，当时正受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制度的双重束缚，而国民党手中握有大部分的军事资源。尽管如此，由于其单边的战略执行导致连连败绩；相对地，共产党指挥下的军队虽然装备简陋、物资短缺，却因坚持全面的战斗策略而频频获得胜利。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在全面与片面的战略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发挥所长、规避短板、积累实力，这要求共产党采取正确的军事策略和战术原则。
在党的建设和组织路线上，延安时期尤其是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有了迅猛的发展，党员人数由早期的4万人几年间增长了数十倍。新吸纳的党员成分复杂，其中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小生产意识和经验意识的农民阶级，不同群体的斗争思想存在分歧。此外，大批的新党员和新组织没有斗争经验，对斗争的特点、斗争的规律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懂得不多，故而，他们的斗争观与科学的斗争观存在很大的差距。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党的建设的过程中形成和完善了科学的斗争观，并通过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转化使得广大干部群众得以掌握。 （作者单位：西安欧亚学院）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到了社会矛盾的新变化，总结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革命经验及延安时期斗争实践的新进展，创造性地形成了其独特的斗争哲学。
斗争的必要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从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的矛盾是复杂的、多样的，既有国内矛盾，又有国际矛盾；既有民族矛盾，又有阶级矛盾。而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的矛盾相对于中日矛盾处于次要地位，两党的共同合作是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因此，共产党如何同国民党合作是重要的政治路线，同时共产党还要联合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依赖国共两党的政治态度和合作原则，国民党的态度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的程度而转变的，当外部侵略严重冲击其根本利益时，不得不与共产党联合进行抗争。其结果是在日本积极削弱国民党政府的政权加剧之时，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关系也随之紧密；相反，当这种压力减轻时，双方的合作关系便开始发生转变，有时甚至会升级为激烈的冲突和对立。因此，在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期间，如何妥善安排战线内部不同力量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了一个关键性的挑战。而问题的解决，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辩证地处理，不仅要看到两种不同势力的统一性，还要看到斗争性，做到“既联合又斗争”。
斗争的可能性——总结两次革命斗争失败的教训
斗争哲学作为一种观念，是对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经验进行总结所形成的理性思维，可以说，斗争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斗争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经验进行总结，进而通过《矛盾论》《实践论》进行哲学上的总结，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从斗争哲学和斗争实践的关系来看，斗争哲学从总体上为斗争实践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但斗争哲学和斗争实践并不是割裂的，斗争哲学只能在斗争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概括总结。
1921年，中国共产党作为主导革命的新生力量正式诞生。为了实现打倒军阀的目的，国共两党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共同合作，开展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当北伐战争初步取得胜利之时，党内领导人陈独秀右倾思想的错误指导和蒋介石、汪精卫的相继叛变导致北伐战争归于失败。在“八一”南昌起义后，党及时召开“八七会议”。在会议上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总结了大革命从胜利到失败的深刻教训，确立了适用于中国特殊性的土地革命路线。在全党的努力下，毛泽东立足中国的革命现实，带领军队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促使和推动其他根据地的建立。
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开启了苏区建设的新局面。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和其他军阀担心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影响其统治，先后发动了五次“围剿”。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原则结合红军队伍特征，粉碎了蒋介石的四次反革命“围剿”，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但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致使红军主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从历史上看，中国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与失败，一方面，是由于正确或错误的军事指挥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党内正确的思想或错误的右倾和“左”倾思想造成的。如果进一步深入思考，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观，是两次革命成功与失败的根源。正确的斗争观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的基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得到新发展的条件下，在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毛泽东先后撰写《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的著作，分别对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再次进行总结，为科学的斗争观的形成奠定了经验基础。
毛泽东在1936年创作了名为《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中，全面审视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的革命战争经历，并且对王明在军事领域的“左”倾错误行为进行了批评，阐释了围绕中国革命战争战略层面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根据历史经验，正确的政治和军事策略的形成与发展，并非是自然而然、顺利无阻的过程，而是通过不断的斗争才能实现的。他指出，要想建立正确的路线并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与“左”倾和右倾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彻底战胜这些对革命及革命战争有害的倾向，这是不可或缺的步骤。但要彻底克服党内的“左”、右倾错误，要从哲学上进行清理，也就是从认识路线、从哲学方法论上进行根本的批判。《实践论》和《矛盾论》正是毛泽东从哲学上总结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重要成果。这三篇著作，使得科学的斗争观形成，进而形成斗争哲学。
斗争的特殊性——斗争实践发生新的变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斗争哲学的形成建立在丰富、生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从其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看，这一时期覆盖了土地革命的后期、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的中前期。延安时期因此被视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且独特的阶段。中国的革命实践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导致了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的矛盾更加复杂。面对这些复杂矛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结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创造性地开展各种斗争，是解决矛盾的关键。
军事路线方面，国共合作存在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两条路线。日本侵略者装备精良，实力不容小觑。中国，这个庞大却脆弱的国家，当时正受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制度的双重束缚，而国民党手中握有大部分的军事资源。尽管如此，由于其单边的战略执行导致连连败绩；相对地，共产党指挥下的军队虽然装备简陋、物资短缺，却因坚持全面的战斗策略而频频获得胜利。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在全面与片面的战略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发挥所长、规避短板、积累实力，这要求共产党采取正确的军事策略和战术原则。
在党的建设和组织路线上，延安时期尤其是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有了迅猛的发展，党员人数由早期的4万人几年间增长了数十倍。新吸纳的党员成分复杂，其中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小生产意识和经验意识的农民阶级，不同群体的斗争思想存在分歧。此外，大批的新党员和新组织没有斗争经验，对斗争的特点、斗争的规律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懂得不多，故而，他们的斗争观与科学的斗争观存在很大的差距。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党的建设的过程中形成和完善了科学的斗争观，并通过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转化使得广大干部群众得以掌握。 （作者单位：西安欧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