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钰
　　社会主义新农村从建设美丽乡村，再到建设和美乡村，既是新时代乡村建设的版本升级，更是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成语同舟共济最早出自《孙子兵法·九地》，其本义是坐一条船共同渡河，后比喻团结互助，同心协力，战胜困难。同舟共济这一成语本身就贯穿了“和”的文化理念。忽培元的长篇小说《同舟》就是在乡村振兴的宏大背景下全面书写了新时代的乡村生态，作者巧妙地以同舟村村名隐喻了建设和美乡村的同舟共济精神，寄寓新时代乡村“家和万事兴”的质朴理念，反映了作家对建设新时代和美乡村的深入思考，体现了民族、干群、时代的同舟共济精神。
　　《同舟》展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融合倾向，反映出新时代的乡村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各民族的团结奋斗。不论是作品的篇章结构还是同舟村的起源发展，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民族同舟共进的强烈呼吁。
　　从文本结构来看，小说的序曲追根溯源，讲述了元末明初之际同舟村的起源。这部分叙述与文章正文相比时间跨度较大，以历史和传说的眼光描绘了忽、段两家的结亲经过。序曲的内容拓宽了读者的视野，为文本赋予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浓重的文化色彩，将同舟村的发展置于蒙汉民族的血脉融合之上，体现了强烈的民族同舟思想。
　　从小说内容来看，《同舟》在书写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提到了各式各样的发展路径和形形色色的角色人物。以忽经昌为连接，同舟村的综合旅游开发也加入了对于蒙古族人生活习俗的体验。民族同舟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为同舟村的振兴赋能，表明了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离不开各民族的同舟共济、携手向前。
　　《同舟》虽然以黄河之滨的平原为书写锚点，但是并不局限于汉族的人和事。作者在书中引入了汉族和蒙古族这两个民族，展现出在乡村发展过程中民族团结奋斗的美好画卷。
　　和美乡村建设离不开干群的通力合作，《同舟》中的主角赵志强是社会学博士，在回村做田野调查时被选为村主任，后又成为村支书。赵志强从本村村民到本村村官的身份变换体现了干群一体、官民同舟的思想精神。
　　与《乡村第一书记》一样，《同舟》在官和民这两个群体中有着很多感人至深的正面人物。文旅局局长马志远是画家出身，他务实肯干，痛恨深谙官场潜规则的老油条。推头老王和矮姑婆是同舟村的一道风景线，他们之间的美好感情是和美乡村的具象化体现。这些官民中的正面人物合力推动了和美乡村建设，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构成了新时代的美丽乡村。
　　《同舟》中还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圆形人物，他们具有复杂的性格特质，他们的人物特性随着小说的推进而产生变化。《同舟》中的官和民随着乡村发展的脚步呈现出不一样的特征。刘副县长利欲熏心，没有坚持与人民同舟共济，最终法律将他赶下了船。赵能人及时醒悟，又成为了同舟村发展的受益者、贡献者。这表明，在乡村振兴的大视角下，有害乡村发展的因素终究会被清除，官民同舟是时代的选择。
　　在《同舟》中，忽培元以文学的浪漫手法展现了官民在乡村振兴中的通力合作，他通过切身观察和深刻剖析用壮阔的笔法描绘了乡村发展过程中的复杂矛盾，谱写了以故乡大荔为原型的激昂交响乐。
　　《同舟》所书写的故事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自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已经实行了七年。从《乡村第一书记》反映的脱贫攻坚时期外来力量对乡村进行输血到《同舟》展现的新时期以返乡知识青年为首的新型农民群体带领全村人民建设新乡村，忽培元始终坚持与时代同舟，书写不断变化着的乡村生活。
　　忽培元始终坚持奔走在乡村、扎根在乡村，他热切地关注着乡村中出现的问题，并运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解决问题。《同舟》紧扣时代热点，将现实乡村中的发展变化以文学化的手法进行表现。同舟村的网上销售业务、非遗传承人直播带货业务、乡村文化旅游等都是当下新兴的乡村振兴手段，忽培元的《同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值得关注的是，《同舟》不仅着眼于当下，而且也并不回避过往的时代阵痛。忽仰正原本也是一个聪明精干的小伙子，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摧残，他在目睹爷爷去世后就变得半疯半傻。在小说中，疯爷忽仰正有三个阶段的变化，他的这三个阶段与同舟村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忽仰正这一形象表现出了时代的变迁，是中国农村发展越来越好的象征。
　　忽培元说：“时代在这里激流奔涌，文学更应当在这里发出具有感召力的响亮声音，写出平实故事下的思想潜流。”《同舟》的书写立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真实状况，反映了当下最真实的农村情况，它与时代同舟，与人民同行。
　　《同舟》不仅让我们见证了乡村从贫穷落后到繁荣振兴的壮丽蜕变，更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民族同舟、干群同舟、时代同舟的伟大精神力量。在新时代的和美乡村建设道路上，忽培元以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思考，为读者呈现了一幅乡村振兴的壮丽画卷。他以其独特的文学视角和深刻的社会责任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考和启示。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