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在瑞金与红军战士的合影

　　到第五次——最后一次围剿，蒋动员了近百万的军队并采用了一个新的战略和战术。在第四次围剿时，蒋已经采用德国顾问的建议，开始利用封锁和堡垒制度了。到第五次围剿，他把全部信赖都放在这上面。用他的军队来实施严密的封锁和整个地包围苏区，他谨慎地推进。一面建造汽车路、堡垒和壕沟，避免主力和红军接触，并且仅仅在堡垒的后面作战，只是完全在飞机、大炮和机关枪的掩护之下，作短短的推进。
　　这时期，我们铸了两个大错。第一是在1933年“闽变”时，未曾与蔡廷锴的军队密切联合；第二是采取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战略，放弃以前用计诱敌的策略。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想与占优势的军队作阵地战，在这方面，无论在技术上或精神上，红军都非所长。
　　因了这些错误的结果和国军的采取新策略，加以在数量上、技术上远胜于红军的军队，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进行改变它在江西的生存条件，因为它很快地恶化起来了。而当时民族政治的情势，也影响了我们移到西北去活动的决议。在日本侵略“满洲”和上海之后，苏维埃政府早在1932年2月就和日本正式宣战了。自然，这种宣战，在当时是不能发生效力的。跟着我们又发表宣言，号召中国各军结成联合战线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早在1933年，苏维埃政府就宣布它情愿根据三个条件和任何军队合作，这三个条件是：停止内战和对苏维埃及红军的攻击；保障群众结社、集会、言论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武装人民对日抗战。
　　这个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开始于1933年10月。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在苏维埃首都——瑞金召开，对过去革命的所有成就加以检讨。会中我作了一个长报告，并且会中选出了今日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全体人员，如今日存在着的。不久长征的准备开始了，这是在1934年10月着手的，恰在发动第五次围剿一年之后。
　　1935年1月，红军主力抵贵州遵义。接下去四个月，红军几乎一直在流动之中，并发生了最激烈的战争。经过许许多多困难，跨越几个最高最险的山道，经过凶恶土番所居的地方，经过无垠的草原，经过严寒和酷热，经过风雪和暴雨，背后面对着全部国军的一半的追击，经过所有这些天然的障碍，沿途并与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和陕西的地方军队作战，最后，在1935年10月，红军到达了陕西，并建立了在中国伟大的西北的根据地。
　　这次红军光荣的进军和胜利地到达陕西，第一是因为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二是因为苏维埃人民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技巧、英勇、坚决和几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的热忱。中国的共产党在以前、现在和将来，将永远忠诚于马列主义，并对每一个机会主义者作斗争。这种决心解释了它的不可克服性和它的最后胜利的必然性。它的不可克服性的另一理由，就是在革命干部中的人材的特别精干、英勇和忠诚。许多，许多优秀的同志，许多献身于革命的人，都在一个宗旨下工作，造成了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而他们和那些未来的同志，将要领导革命到最后胜利。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