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长工
　　1934年春夏之间，毛泽东同志多次不辞辛苦来到中央苏区的南方战线——会昌，指导工作，虽不在位仍谋其政，为党为红军为人民的出路操劳。会昌是粤北赣南通往的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他在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之后，在这里写下了《清平乐·会昌》不朽的诗篇。“风景这边独好”是对南方战线统战和谈稳定局面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同志来南线的时候，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紧张的阶段。当时蒋介石纠集了50万大军，兵分四路，从四面八方合围中央苏区。东、西战线尤其北方战线，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指挥下，采取“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硬顶的战法，在敌人现代化的武装下，战争打得残酷、激烈，我们损失相当大；可在南方战线却不然，有一个局势比较缓和的“奇观”，从中可见，我们在兵力部署上，为什么北重南轻，只有一个红22师？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挫败，党中央及其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北上抗日，为什么又选择南方战线赣南粤北作为突破口转移西征？此情此景当时大家是历历在目的，我们今天来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为史学界所关注。
　　在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红军中，南路总司令为陈济棠系粤军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争权夺利，同床异梦，历来矛盾很深，曾三次通电反蒋。在这次“围剿”中，虽把他绑在战车上，给予总司令的桂冠，但陈与蒋出于自身的利害，都打自己的小九九，因此在这次“围剿”中，也并不想在粤北、更不愿意在江西替蒋卖命，消耗实力。陈深知蒋介石其人，奸险狡诈，反复无常，对他忽打忽拉，居心叵测。蒋介石要他从南路进攻红军乃是“借刀杀人”“一石两鸟”，想使他与红军两败俱伤，坐收渔人之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与蒋介石及红军的三角关系，事关他能否独霸广东地盘，永据“南天王”宝座。因此，陈济棠“进剿”红军行动缓慢，一直觊觎韶关，未完成碉堡封锁线，目的是防堵蒋介石中央军入粤，力图偏安广东地盘。所以他在兵力部署上是在粤东的兵力大于入赣兵力，为十七个团与十个团之比。与其说是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倒不如说“主要是为他们自身的利害着想，目的是防堵红军入粤桂地区。”迨至十九路军闽变失败后，蒋介石遂即派其嫡系李玉堂等部，陈兵闽西南地区，威慑广东。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在庐山给陈济棠派出的代表杨德昭巨额助金，促使进军；又为配合西路何键向河西、湘鄂赣的进攻，蒋介石一再向陈济棠发出催战令。在威逼和利诱下，陈知道进攻红军没有好下场，而按兵不动又怕蒋介石翻脸。于是他只好对蒋介石耍起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他一面派部队向我筠门岭进犯，一面又同我们拉关系，作试探性的和谈。
　　1934年4月，敌人攻占了中央苏区的北方门户广昌，向我腹地推进。这时，在南方战线，陈济棠派李扬敬的第3军为骨干组成南路军，有两个纵队，投入六个师、一个航空大队、一个重炮团的兵力，向我寻邬、安远、重石、清溪、筠门岭等地区进攻。在这一带，我们粤赣军区红22师是作战的主力部队，对于敌人的进攻，在澄江、岔口、盘古隘连续进行了英勇而顽强的抵抗，给敌以很大的杀伤。这一胜利得到我们《红星报》的赞扬。就连陈济棠也为之惊叹不已，说“红军的勇敢善战、射击技术精良、构筑防御工事的巧妙”是没有想到的。但因敌众我寡，六个师与一个师之比，又加上统战上的关系，筠门岭终被粤军占领。但陈济棠看到，在赣南粤北红军的存在是隔断蒋介石中央军从江西进攻广东最好的力量。他既深惧奸狡的蒋介石入粤，又怕红军乘虚反击。同时，陈也看到蒋介石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的另一个企图，就是把红军赶入粤境陈的地盘。所以，他在占领筠门岭之后，就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一面虚张声势，谎报“向会昌城进攻，摆出打的架势。所谓支票尽管开，付钱就要考虑了”；另一方面暗地里给我们送来一批弹药，同时又秘密派他的高级参谋杨幻敏赴筠门岭向红军作试探性的谈判，蒋介石虽然怒斥陈济棠：“借寇自重”，但是他因疲于“围剿”红军，也莫奈陈何。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