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年03月22日
长征前的一次和谈
何长工
我们奔驰在去寻邬的路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边走边琢磨着福建事件的教训。来到筠门岭赤白交界处的羊角水附近，天色已晚，前来迎接我们的是对方陈济棠独1师2旅旅长严应鱼（严碧生的心腹），特务连连长严直率全连和严旅长的四名轿夫等，并派旅参谋长韩宗盛负责接待和保卫工作。严连长同我一见面就悄悄地讲：“何先生，我听到了你们的宣传，看到了你们的宣传。是啊，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为掩人耳目，他们还为我们专门准备了两顶花轿，每遇岗哨盘问，连长就高声说，“这是司令请来的贵客”，把他们喝令回去，故一路畅通无阻。经过轿夫的跋涉，轿子抬到罗塘镇一处寂静的山村，在一幢崭新的两层小洋楼门前停下了。这里是独1师2旅所在地。我们被安排在楼上，对方谈判代表住在楼下。翌日，在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密谈开始了。经过连来带去三天三夜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以下五项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3.解除封锁；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为保密起见，协议只写在双方代表的记事本上，并未形成正式文件。这是继1933年11月我们同蔡廷锴十九路军谈判达成停战同盟协定之后，又一个停战协议的签订，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又一胜利。
在我们谈判期间，接到了周恩来同志事先和我商定的密语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得此消息后，对方代表很敏感，问我们：“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我平静而婉转地回答道：“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但我心里明白，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瞎指挥，使第五次反“围剿”终于遭到失败，红军已经决定实行战略转移。跟对方说明了情况，话别之后，即离寻邬，返回会昌。当时中革军委机关已从瑞金的白石山转移到雩都去了，周恩来同志特地派人等候我们，并留下了一封信。信上简略地说：“长工同志，我在雩都等你们。”我们立即动身前往雩都，见面后便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谈判情况。他得知谈判成功，达成了五项协议，异常高兴，并且说，这对于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
1934年10月12日，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下达了中央关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行动的命令。由于掌握大权的李德等人的瞎指挥，采取了“甬道式”的大搬家，使部队相当臃肿。在我们从雩都以南向外转移突围时，蒋介石一面命令部队追击，一面命令广东、湖南军队在赣粤、湘粤边布下三道封锁线，以便把我们消灭在这些地方。本来这样累赘、笨重的部队，要想突围谈何容易。然而，由于在此之前红军与南路总司令陈济棠已有了默契，使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据事后了解，我们和陈济棠的代表停战谈判所达成的几项协议，他还是信守的。当我们向赣粤边转移之际，陈把他们同我们协议基本内容转达到同红军接触部队少将以上的军官，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又为掩盖蒋介石的耳目，广筑工事，要口设防，拿出一副与我决一雌雄的架势。20日我们在安远、信丰一线发起突围战役，在这一线是余汉谋的第1军，当突围大部队红军至这里后，他们边打边撤，退居赣州、南雄等城镇据点。我们从王母渡、新田间全部渡过信丰江，沿大庾岭边缘进入粤北，突破了蒋介石责令由粤军组成的第一道封锁线。蒋介石得知这个情报后，大为惘然，这时便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忙跑回南昌，原以为红军经过湘南再进北上，不会以“不利之路”的粤北作为转移的突破口。红军这一英勇果断的行动完全打乱了他的阵脚，当他察觉到我们的企图时，即令陈济棠、何键火速出兵，在粤湘边之汝城、仁化至乐昌组成第二道封锁线。陈济棠接到电令后，令北区绥靖主任、韶关作战地区司令李汉魂率独3师、独立警卫旅赶至仁化、乐昌、汝城附近设防。在设防中李对其下属军官说明已同共产党达成不互犯协议，让出红军西进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有些趋向进步的军官坚决信守。如警卫旅少将副旅长黄国梁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早年入云南讲武堂，曾与叶剑英同居一室。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北伐，后被蒋介石革职，流落南洋，被陈济棠起用。在这次防共、“剿共”行动中，他作了有利于我军的布置，并且他在调动部队时把一些最反动的军官留在后方，以备不虞。11月初，长征的队伍分两路从南雄经江西的聂都、王润进入仁化县的长江地域。布防在这里的警卫旅第1团，发现我们大队人马徒涉绵江的时候，他们请示旅部，批准该团出击，当时旅作战值班室负责人、少校旅政训室主任黄若天，即以黄国梁旅长交代为由，告诉他们上司严令，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当旅部发现刚从广州开来粤北的第3团何汉武营违反旅部命令布防在给红军让出的通道与红军交火时，责令何部撤出战斗，并严辞正告：“违抗军令，军法从事！”事后，在仁化召开的警卫旅营以上军事会议上，黄国梁还严斥何汉武违抗命令，扬言要枪毙他。正因为他们遵守了协议，所以我们得以顺利地转向城口。城口是敌人第二道封锁线上的重镇，但师长李汉魂只派一个连防守。我们占领城口稍事休整后，急向粤湘交界地势险要的军事要冲九峰山进发，从这里我们安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事实表明，我们能够如此顺利、迅速地通过陈管区，是我们与陈济棠的统战工作分不开，所达成的五项协议起了作用的，使蒋介石的一、二、三道封锁线落了空，使他如梦初醒，眼巴巴地看到陈济棠把红军放过，为之大为恼火，给陈发了措辞严厉的一份电报，怒斥陈“拥兵自重，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并急令“集中兵力二十七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落衍”，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陈济棠慑于蒋介石的余威，考虑到自己的地位，乃令叶肇、李汉魂和李振球师分头沿乐昌、坪石尾追红军入湘，以做出反共的“积极”表示，显示“恭顺”。
这就是红军在长征之前，巧用军阀陈、蒋之间的矛盾，和陈搞统战、订协议，以及在长征初期所起作用的主要情况。这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革命斗争策略的灿烂一页。
…………
我和潘汉年同志到广东省寻邬县附近的罗塘镇同陈济棠的代表进行谈判的第三天，即被召回了。在这之前，党中央及其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已经移往雩都。我们到会昌见到周恩来同志派来的等候我们的同志给的简便信函之后，就马不停蹄地急奔雩都，向恩来同志汇报了此行谈判的情况和所达成的协议。听完汇报后，周恩来同志非常高兴地对我们说：“我军主力已经开始转移。这次谈判，对我们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你的工作我们已作了安排，不回粤赣军区了，军委已决定，你去新近成立的教导师任政委。”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
我们奔驰在去寻邬的路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边走边琢磨着福建事件的教训。来到筠门岭赤白交界处的羊角水附近，天色已晚，前来迎接我们的是对方陈济棠独1师2旅旅长严应鱼（严碧生的心腹），特务连连长严直率全连和严旅长的四名轿夫等，并派旅参谋长韩宗盛负责接待和保卫工作。严连长同我一见面就悄悄地讲：“何先生，我听到了你们的宣传，看到了你们的宣传。是啊，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为掩人耳目，他们还为我们专门准备了两顶花轿，每遇岗哨盘问，连长就高声说，“这是司令请来的贵客”，把他们喝令回去，故一路畅通无阻。经过轿夫的跋涉，轿子抬到罗塘镇一处寂静的山村，在一幢崭新的两层小洋楼门前停下了。这里是独1师2旅所在地。我们被安排在楼上，对方谈判代表住在楼下。翌日，在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密谈开始了。经过连来带去三天三夜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以下五项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3.解除封锁；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为保密起见，协议只写在双方代表的记事本上，并未形成正式文件。这是继1933年11月我们同蔡廷锴十九路军谈判达成停战同盟协定之后，又一个停战协议的签订，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又一胜利。
在我们谈判期间，接到了周恩来同志事先和我商定的密语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得此消息后，对方代表很敏感，问我们：“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我平静而婉转地回答道：“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但我心里明白，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瞎指挥，使第五次反“围剿”终于遭到失败，红军已经决定实行战略转移。跟对方说明了情况，话别之后，即离寻邬，返回会昌。当时中革军委机关已从瑞金的白石山转移到雩都去了，周恩来同志特地派人等候我们，并留下了一封信。信上简略地说：“长工同志，我在雩都等你们。”我们立即动身前往雩都，见面后便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谈判情况。他得知谈判成功，达成了五项协议，异常高兴，并且说，这对于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
1934年10月12日，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下达了中央关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行动的命令。由于掌握大权的李德等人的瞎指挥，采取了“甬道式”的大搬家，使部队相当臃肿。在我们从雩都以南向外转移突围时，蒋介石一面命令部队追击，一面命令广东、湖南军队在赣粤、湘粤边布下三道封锁线，以便把我们消灭在这些地方。本来这样累赘、笨重的部队，要想突围谈何容易。然而，由于在此之前红军与南路总司令陈济棠已有了默契，使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据事后了解，我们和陈济棠的代表停战谈判所达成的几项协议，他还是信守的。当我们向赣粤边转移之际，陈把他们同我们协议基本内容转达到同红军接触部队少将以上的军官，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又为掩盖蒋介石的耳目，广筑工事，要口设防，拿出一副与我决一雌雄的架势。20日我们在安远、信丰一线发起突围战役，在这一线是余汉谋的第1军，当突围大部队红军至这里后，他们边打边撤，退居赣州、南雄等城镇据点。我们从王母渡、新田间全部渡过信丰江，沿大庾岭边缘进入粤北，突破了蒋介石责令由粤军组成的第一道封锁线。蒋介石得知这个情报后，大为惘然，这时便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忙跑回南昌，原以为红军经过湘南再进北上，不会以“不利之路”的粤北作为转移的突破口。红军这一英勇果断的行动完全打乱了他的阵脚，当他察觉到我们的企图时，即令陈济棠、何键火速出兵，在粤湘边之汝城、仁化至乐昌组成第二道封锁线。陈济棠接到电令后，令北区绥靖主任、韶关作战地区司令李汉魂率独3师、独立警卫旅赶至仁化、乐昌、汝城附近设防。在设防中李对其下属军官说明已同共产党达成不互犯协议，让出红军西进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有些趋向进步的军官坚决信守。如警卫旅少将副旅长黄国梁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早年入云南讲武堂，曾与叶剑英同居一室。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北伐，后被蒋介石革职，流落南洋，被陈济棠起用。在这次防共、“剿共”行动中，他作了有利于我军的布置，并且他在调动部队时把一些最反动的军官留在后方，以备不虞。11月初，长征的队伍分两路从南雄经江西的聂都、王润进入仁化县的长江地域。布防在这里的警卫旅第1团，发现我们大队人马徒涉绵江的时候，他们请示旅部，批准该团出击，当时旅作战值班室负责人、少校旅政训室主任黄若天，即以黄国梁旅长交代为由，告诉他们上司严令，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当旅部发现刚从广州开来粤北的第3团何汉武营违反旅部命令布防在给红军让出的通道与红军交火时，责令何部撤出战斗，并严辞正告：“违抗军令，军法从事！”事后，在仁化召开的警卫旅营以上军事会议上，黄国梁还严斥何汉武违抗命令，扬言要枪毙他。正因为他们遵守了协议，所以我们得以顺利地转向城口。城口是敌人第二道封锁线上的重镇，但师长李汉魂只派一个连防守。我们占领城口稍事休整后，急向粤湘交界地势险要的军事要冲九峰山进发，从这里我们安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事实表明，我们能够如此顺利、迅速地通过陈管区，是我们与陈济棠的统战工作分不开，所达成的五项协议起了作用的，使蒋介石的一、二、三道封锁线落了空，使他如梦初醒，眼巴巴地看到陈济棠把红军放过，为之大为恼火，给陈发了措辞严厉的一份电报，怒斥陈“拥兵自重，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并急令“集中兵力二十七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落衍”，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陈济棠慑于蒋介石的余威，考虑到自己的地位，乃令叶肇、李汉魂和李振球师分头沿乐昌、坪石尾追红军入湘，以做出反共的“积极”表示，显示“恭顺”。
这就是红军在长征之前，巧用军阀陈、蒋之间的矛盾，和陈搞统战、订协议，以及在长征初期所起作用的主要情况。这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革命斗争策略的灿烂一页。
…………
我和潘汉年同志到广东省寻邬县附近的罗塘镇同陈济棠的代表进行谈判的第三天，即被召回了。在这之前，党中央及其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已经移往雩都。我们到会昌见到周恩来同志派来的等候我们的同志给的简便信函之后，就马不停蹄地急奔雩都，向恩来同志汇报了此行谈判的情况和所达成的协议。听完汇报后，周恩来同志非常高兴地对我们说：“我军主力已经开始转移。这次谈判，对我们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你的工作我们已作了安排，不回粤赣军区了，军委已决定，你去新近成立的教导师任政委。”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