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年05月08日
先遣西征（三）
萧 克
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出发以来，时而西，时而东，时而北，时而南。像神龙腾空，不可捉摸。1934年9月8日，我们在西延车田接到中革军委的一个训令，要我们在城步、绥宁、武岗山地区打击敌人，最少保持到9月20日，然后沿桂边境行动，与红三军联系，在凤凰、乾城、水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训令的主要意图是要红六军团牵制敌人，直接与即将长征的红一方面军配合行动。
我们立即行动。这时，湘、桂、黔三省敌军也先后集结在靖县绥宁以北地区，防我北进。我们夺路南下，占领通道县城，渡渠水，而入贵州。我军这样迂回转移，忽东忽西，行动灵活，使敌人难以捉摸。何键曾无可奈何地说，红军“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我15、16师跟踪追逐数千里”“军队疲于奔命”，他还破口大骂其部下无能。
进入贵州后，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地形不熟悉。贵州是个多山多雨的省份，常听人讲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到这里一看，果然如此。山高、谷深，道路窄小。我们从江西、湖南带的马，不习惯那种道路，好多都掉到沟里了。老百姓也没有受过我党和大革命多少影响，对红军不大了解，而国民党反动派一再宣传什么“共匪、共匪”，还发生过这样的笑话：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他们看我们纪律好，就不怕我们，但称呼照旧。我们问他们：“我们怎么样？”他们盛情地说：“你们好！你们共匪好！”尤其困难的是，没有军用地图。全靠找向导问路。对于一支独立行动的部队来说，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又没有群众基础，甚至连地图也没有的地区活动，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这时，我们的辎重行李已丢得差不多了，敌人跟踪尾追。我们走到锦屏、黎平、进入了苗、侗两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西征以来，我们对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十分重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我们在党内党外，军内军外，宣传两句口号：民族团结，民族平等。这两个口号使我们逐渐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准备渡清水江北进时，苗、侗两族人民，积极为我们寻找渡口，收集船只，绑结木筏，架设浮桥。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下，顺利地渡过了清水河，又突破湘、桂、黔三省敌军共18个团的包围，强渡大沙河，攻入地主武装盘踞的老黄平县城——旧州。
旧州处于贵阳市东偏北约一百公里处。虽已废除州治，而文化交通和人物等，较之新设县治，声名更大，也是我们更注意的地方。
在旧州地区，我们扣留了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当时，正处于紧张的战斗行军时期，对这些不明身份的外国人，自然不能放过，虽然我们很快查明了他们的身份，并释放了他们的家人，但还是留下薄复礼和海曼。坦率地讲，我们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
在旧州教堂，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找到一张法文式的贵州地图，有一平方米大，对于不熟悉贵州地形的我们，这张地图是非常珍贵的。我马上把它取下来，但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外国文字。稍懂外文的张子意和袁任远说不是英文，看不懂。我听说那个叫薄复礼的传教士会汉语，虽然讲得不太好，但能听得懂，就请他来。薄复礼看了地图，说是法文。我让他帮助把地图上的地名翻译成中文。于是，两人就在一张四方桌上，展开地图，用一盏煤油军用马灯照明，他讲我记，整整干了大半夜，把我想要知道的与二军团会合的那个方向的地名都注上中文。
在交谈中，我不仅知道了军事上有用的情况，还了解了他的身世。过去，我对传教士的印象是不好的，认为他们来中国是搞文化侵略的，把他们当帝国主义分子看待，财产要没收，拘留要赎金。这时，我们对统一战线的认识有提高，执行政策不像过去那样“左”了。传教士帮助我翻译的这张地图，对我们在贵州行军作战，决定部队的行动起了好作用。我总感到，他在困难的时候帮助了红军，尽管不是主动的，但总是做了对我们有益的事情，所以，我对他有些好感。
这位传教士一直随我们行动了十八个月，这期间，我们一起谈过信仰问题，一起搞过娱乐活动，一起利用长征中难得的休息日子聚餐，相互有了进一步了解。在1936年4月12日，我军进至昆明附近把他释放了。临别时，我还特意请他吃了一顿饭，还给了他足够的路费。据说，他被释放后，不但没有诋毁我们，反而说了不少赞誉红军的话。
就在扣留传教士的第二天，我们撤离老黄平，西进至松洞（梭洞）。这时，军委指示：“梭敌现向南开动。据谍报称：二军团部队已占印江。六军团应照军委一日十三时半电令，迅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我们根据军委电令，由松洞北进至瓮安县的猴场（现草塘），先头部队进抵乌江南岸，设法与红二军团联系。但军委于当日两电严令红六军团：“军委绝未令你们渡乌江向西行动……绝对不可再向西北转移。”我军立即进入石阡县境，经河坝场，直至走马坪、廖家腾地域。就在这时，敌军频繁调动，以近24个团的兵力对我军实施大包围。
我军没有察觉湘、桂、黔敌的联合“围剿”部署。4月7日拂晓，准备到石阡县的甘溪休息，然后利用夜暗越过石阡、镇远大道，向江口地区开进。上午十时许，参谋长李达率17师51团和49团先后到达石阡西南三十里之甘溪。前卫51团侦察队在甘溪街上俘敌侦察员两名，得知桂敌第19师一部正向甘溪开进。在这紧急关头，李达即率49、51两个团部和机枪连，共六七百人向石阡的大地方及江口方向转移，与主力失去了联络。
我51团、49团，在甘溪东西街与敌奋战四个小时，打退敌人多次冲击，顶住了正面进攻之敌，是日下午，王震亲率53团，在大土村以南一座上下四十里的大山中，为全军开路，向东南面的大地方转移。我令50团接替红军学校，掩护49、51团和红校转移。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
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出发以来，时而西，时而东，时而北，时而南。像神龙腾空，不可捉摸。1934年9月8日，我们在西延车田接到中革军委的一个训令，要我们在城步、绥宁、武岗山地区打击敌人，最少保持到9月20日，然后沿桂边境行动，与红三军联系，在凤凰、乾城、水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训令的主要意图是要红六军团牵制敌人，直接与即将长征的红一方面军配合行动。
我们立即行动。这时，湘、桂、黔三省敌军也先后集结在靖县绥宁以北地区，防我北进。我们夺路南下，占领通道县城，渡渠水，而入贵州。我军这样迂回转移，忽东忽西，行动灵活，使敌人难以捉摸。何键曾无可奈何地说，红军“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我15、16师跟踪追逐数千里”“军队疲于奔命”，他还破口大骂其部下无能。
进入贵州后，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地形不熟悉。贵州是个多山多雨的省份，常听人讲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到这里一看，果然如此。山高、谷深，道路窄小。我们从江西、湖南带的马，不习惯那种道路，好多都掉到沟里了。老百姓也没有受过我党和大革命多少影响，对红军不大了解，而国民党反动派一再宣传什么“共匪、共匪”，还发生过这样的笑话：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他们看我们纪律好，就不怕我们，但称呼照旧。我们问他们：“我们怎么样？”他们盛情地说：“你们好！你们共匪好！”尤其困难的是，没有军用地图。全靠找向导问路。对于一支独立行动的部队来说，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又没有群众基础，甚至连地图也没有的地区活动，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这时，我们的辎重行李已丢得差不多了，敌人跟踪尾追。我们走到锦屏、黎平、进入了苗、侗两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西征以来，我们对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十分重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我们在党内党外，军内军外，宣传两句口号：民族团结，民族平等。这两个口号使我们逐渐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准备渡清水江北进时，苗、侗两族人民，积极为我们寻找渡口，收集船只，绑结木筏，架设浮桥。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下，顺利地渡过了清水河，又突破湘、桂、黔三省敌军共18个团的包围，强渡大沙河，攻入地主武装盘踞的老黄平县城——旧州。
旧州处于贵阳市东偏北约一百公里处。虽已废除州治，而文化交通和人物等，较之新设县治，声名更大，也是我们更注意的地方。
在旧州地区，我们扣留了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当时，正处于紧张的战斗行军时期，对这些不明身份的外国人，自然不能放过，虽然我们很快查明了他们的身份，并释放了他们的家人，但还是留下薄复礼和海曼。坦率地讲，我们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
在旧州教堂，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找到一张法文式的贵州地图，有一平方米大，对于不熟悉贵州地形的我们，这张地图是非常珍贵的。我马上把它取下来，但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外国文字。稍懂外文的张子意和袁任远说不是英文，看不懂。我听说那个叫薄复礼的传教士会汉语，虽然讲得不太好，但能听得懂，就请他来。薄复礼看了地图，说是法文。我让他帮助把地图上的地名翻译成中文。于是，两人就在一张四方桌上，展开地图，用一盏煤油军用马灯照明，他讲我记，整整干了大半夜，把我想要知道的与二军团会合的那个方向的地名都注上中文。
在交谈中，我不仅知道了军事上有用的情况，还了解了他的身世。过去，我对传教士的印象是不好的，认为他们来中国是搞文化侵略的，把他们当帝国主义分子看待，财产要没收，拘留要赎金。这时，我们对统一战线的认识有提高，执行政策不像过去那样“左”了。传教士帮助我翻译的这张地图，对我们在贵州行军作战，决定部队的行动起了好作用。我总感到，他在困难的时候帮助了红军，尽管不是主动的，但总是做了对我们有益的事情，所以，我对他有些好感。
这位传教士一直随我们行动了十八个月，这期间，我们一起谈过信仰问题，一起搞过娱乐活动，一起利用长征中难得的休息日子聚餐，相互有了进一步了解。在1936年4月12日，我军进至昆明附近把他释放了。临别时，我还特意请他吃了一顿饭，还给了他足够的路费。据说，他被释放后，不但没有诋毁我们，反而说了不少赞誉红军的话。
就在扣留传教士的第二天，我们撤离老黄平，西进至松洞（梭洞）。这时，军委指示：“梭敌现向南开动。据谍报称：二军团部队已占印江。六军团应照军委一日十三时半电令，迅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我们根据军委电令，由松洞北进至瓮安县的猴场（现草塘），先头部队进抵乌江南岸，设法与红二军团联系。但军委于当日两电严令红六军团：“军委绝未令你们渡乌江向西行动……绝对不可再向西北转移。”我军立即进入石阡县境，经河坝场，直至走马坪、廖家腾地域。就在这时，敌军频繁调动，以近24个团的兵力对我军实施大包围。
我军没有察觉湘、桂、黔敌的联合“围剿”部署。4月7日拂晓，准备到石阡县的甘溪休息，然后利用夜暗越过石阡、镇远大道，向江口地区开进。上午十时许，参谋长李达率17师51团和49团先后到达石阡西南三十里之甘溪。前卫51团侦察队在甘溪街上俘敌侦察员两名，得知桂敌第19师一部正向甘溪开进。在这紧急关头，李达即率49、51两个团部和机枪连，共六七百人向石阡的大地方及江口方向转移，与主力失去了联络。
我51团、49团，在甘溪东西街与敌奋战四个小时，打退敌人多次冲击，顶住了正面进攻之敌，是日下午，王震亲率53团，在大土村以南一座上下四十里的大山中，为全军开路，向东南面的大地方转移。我令50团接替红军学校，掩护49、51团和红校转移。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