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里
从甘溪突围出来到达大地方镇的第二天,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贞同志找我谈话,她说,甘溪战斗,部队被敌人截成三段,现在仍处于敌军包围之中,处境很危险。军团领导决定,从红四分校抽调六名营连级干部,组成政治保卫队,负责保卫弼时同志的安全。领导决定由你担任政治保卫队队长,你的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责任重大,一定要很好完成任务。我听了以后,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也清楚地知道,在危难的时刻,组织上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我向李贞同志说:“我坚决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绝不辜负组织上的信任。”李贞同志又说,今后政治保卫队由军团政治部直接领导。
我们六个人随李贞同志来到弼时同志身边。弼时同志简单问了我们几个人的情况,我们一一作了答复。从此,我在弼时同志身边度过了一段终身难以忘怀的日子。
当时,弼时同志患疟疾已有一个多月,由于连续行军作战不得休息,身体消瘦,双脚浮肿,体质已相当虚弱。在甘溪战斗中,为了摆脱敌人,爬山越岭,马也丢掉了。弼时同志生病后,军团卫生部给他配备了一副担架,由于连续行军作战,环境艰苦,担架员伤的伤、病的病。我来到弼时同志身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几个政治可靠、身体健康的担架队员。
当时,红18师驻在军团部附近,我找到了师政治部主任方礼明同志,我向他说明来意以后,他稍加考虑以后说:“毛绍先吃苦耐劳,是抬担架的能手,就让他给弼时同志抬担架去吧!”我听了高兴地说:“这个同志我认识,可以!”随后,他又推荐了几个人。
我在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时,毛绍先是负责省政府警卫工作的特务连连长,我对他比较了解,他政治坚定,作战勇敢。在肃反运动中,因他在红20军当过连长,被怀疑是AB团关进了监狱,以后查无实据放了出来,但一直未安排工作。长征后,在52团干些杂活,挑水、背锅、扛粮。
我找他谈话时,我说:“你长得这么矮,能抬担架吗?”他不服气地说:“别说抬担架,就是我一个人背,我也要把首长背走,不信你试试看!”说着他就要来背我。我笑着说:“我是试试你的决心。”我对他说:“你是去保卫中央代表任弼时同志,这说明组织上已恢复了对你的信任,你只要把工作做好,以后还会去当干部的。”毛绍先高兴地表示,一定要好好干。
毛绍先调到担架队以后,工作积极,认真负责。他个子矮小,但有力气。抬担架时,他总是抢着抬前面。因为两个人抬担架,前面负担重,后面负担轻。俗话说:“前抬一千,后抬八百”,就是讲的这个道理。有一次,他和一个个子比较高的同志抬担架,我看到弼时同志躺在担架上,头的部位比较低,可能不舒服,就换了两个身高差不多的同志来抬。从这件事我又摸索到,上山时,让毛绍先抬前面,个子高的同志抬后面,下山时,个子高的同志抬前面,毛绍先抬后面。这样就能使首长的身体始终处于平衡状态。开始弼时同志并未注意,以后看到上山下山时毛绍先不断变换位置,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有一天,弼时同志高兴地对毛绍先说:“矮子啊!你工作很有创造性嘛!”毛绍先受到首长的表扬,非常高兴。
在长征中,毛绍先一直为弼时同志抬担架。到陕北后,弼时同志介绍他回六军团,任连长、营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120师独立第2支队支队长,深入敌后,打得日寇闻风丧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南疆军区第二副司令员。
当时六军团主力部队被敌人包围在石阡、镇远、余庆之间的狭小地带,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军团领导决定不与敌人进行大规模战斗,利用崇山峻岭、深林密布便于隐蔽行动的有利条件,与敌人周旋,寻找敌人间隙或薄弱部分冲出重围。
在深山密林中转战,对于我们青年人也是很吃力的,何况弼时同志当时正在生病。弼时同志晚上很少睡觉,有时和军团领导同志研究战斗部署,有时看各方面送来的情报,分析研究敌情动态,往往是在天快亮的时候,才上担架躺着睡一会儿。下午一般都坚持走路,他上山时非常吃力,汗水不断往下流,他伸出衣袖擦一擦继续走。路不好走,有时跌跤,跌倒了爬起来又继续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议用担架抬他,他不肯;背他或扶着他走,他也不同意。
在崇山密林中,人烟稀少,粮食十分困难。有一次管生活的同志搞到一点杂粮、蔬菜,给弼时同志做了一些饭。弼时同志坚持要分给身边的同志吃,并说:“我少吃点没关系,我走不动有你们,你们不吃饿坏了,管不了我,我只有等着掉队,你们同意吗?”听了弼时同志的话,大家只好每人吃了一些。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