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里
　　从甘溪突围出来到达大地方镇的第二天，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贞同志找我谈话，她说，甘溪战斗，部队被敌人截成三段，现在仍处于敌军包围之中，处境很危险。军团领导决定，从红四分校抽调六名营连级干部，组成政治保卫队，负责保卫弼时同志的安全。领导决定由你担任政治保卫队队长，你的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责任重大，一定要很好完成任务。我听了以后，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也清楚地知道，在危难的时刻，组织上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我向李贞同志说：“我坚决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绝不辜负组织上的信任。”李贞同志又说，今后政治保卫队由军团政治部直接领导。
　　我们六个人随李贞同志来到弼时同志身边。弼时同志简单问了我们几个人的情况，我们一一作了答复。从此，我在弼时同志身边度过了一段终身难以忘怀的日子。
　　当时，弼时同志患疟疾已有一个多月，由于连续行军作战不得休息，身体消瘦，双脚浮肿，体质已相当虚弱。在甘溪战斗中，为了摆脱敌人，爬山越岭，马也丢掉了。弼时同志生病后，军团卫生部给他配备了一副担架，由于连续行军作战，环境艰苦，担架员伤的伤、病的病。我来到弼时同志身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几个政治可靠、身体健康的担架队员。
　　当时，红18师驻在军团部附近，我找到了师政治部主任方礼明同志，我向他说明来意以后，他稍加考虑以后说：“毛绍先吃苦耐劳，是抬担架的能手，就让他给弼时同志抬担架去吧！”我听了高兴地说：“这个同志我认识，可以！”随后，他又推荐了几个人。
　　我在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时，毛绍先是负责省政府警卫工作的特务连连长，我对他比较了解，他政治坚定，作战勇敢。在肃反运动中，因他在红20军当过连长，被怀疑是AB团关进了监狱，以后查无实据放了出来，但一直未安排工作。长征后，在52团干些杂活，挑水、背锅、扛粮。
　　我找他谈话时，我说：“你长得这么矮，能抬担架吗？”他不服气地说：“别说抬担架，就是我一个人背，我也要把首长背走，不信你试试看！”说着他就要来背我。我笑着说：“我是试试你的决心。”我对他说：“你是去保卫中央代表任弼时同志，这说明组织上已恢复了对你的信任，你只要把工作做好，以后还会去当干部的。”毛绍先高兴地表示，一定要好好干。
　　毛绍先调到担架队以后，工作积极，认真负责。他个子矮小，但有力气。抬担架时，他总是抢着抬前面。因为两个人抬担架，前面负担重，后面负担轻。俗话说：“前抬一千，后抬八百”，就是讲的这个道理。有一次，他和一个个子比较高的同志抬担架，我看到弼时同志躺在担架上，头的部位比较低，可能不舒服，就换了两个身高差不多的同志来抬。从这件事我又摸索到，上山时，让毛绍先抬前面，个子高的同志抬后面，下山时，个子高的同志抬前面，毛绍先抬后面。这样就能使首长的身体始终处于平衡状态。开始弼时同志并未注意，以后看到上山下山时毛绍先不断变换位置，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有一天，弼时同志高兴地对毛绍先说：“矮子啊！你工作很有创造性嘛！”毛绍先受到首长的表扬，非常高兴。
　　在长征中，毛绍先一直为弼时同志抬担架。到陕北后，弼时同志介绍他回六军团，任连长、营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120师独立第2支队支队长，深入敌后，打得日寇闻风丧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南疆军区第二副司令员。
　　当时六军团主力部队被敌人包围在石阡、镇远、余庆之间的狭小地带，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军团领导决定不与敌人进行大规模战斗，利用崇山峻岭、深林密布便于隐蔽行动的有利条件，与敌人周旋，寻找敌人间隙或薄弱部分冲出重围。
　　在深山密林中转战，对于我们青年人也是很吃力的，何况弼时同志当时正在生病。弼时同志晚上很少睡觉，有时和军团领导同志研究战斗部署，有时看各方面送来的情报，分析研究敌情动态，往往是在天快亮的时候，才上担架躺着睡一会儿。下午一般都坚持走路，他上山时非常吃力，汗水不断往下流，他伸出衣袖擦一擦继续走。路不好走，有时跌跤，跌倒了爬起来又继续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议用担架抬他，他不肯；背他或扶着他走，他也不同意。
　　在崇山密林中，人烟稀少，粮食十分困难。有一次管生活的同志搞到一点杂粮、蔬菜，给弼时同志做了一些饭。弼时同志坚持要分给身边的同志吃，并说：“我少吃点没关系，我走不动有你们，你们不吃饿坏了，管不了我，我只有等着掉队，你们同意吗？”听了弼时同志的话，大家只好每人吃了一些。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