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军 余秋里
1935年2月,我离开了敬爱的任弼时同志,到红二军团6师18团担任总支书记。当时,18团驻在宣恩县的沙道沟,团长高利国,政治委员朱绍田。那时,师、团两级都设特派员,直属保卫局领导,有很大的特权。
有一天,特派员提出要扣押一位连长和一位排长。团政委朱绍田同志问,这两个人都是好同志,为什么要扣押?特派员说有人反映他们政治上不可靠。一个坚持要扣押,一个坚决不同意,两人争吵得很厉害。特派员蛮横地说,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都要把他们扣起来,这是特派员的权利,别人无权干涉。我看到特派员这种蛮横的态度,非常气愤,就狠狠地批评了他,我说:“你不做深入调查,凭个别人的小报告,就要扣押连排干部,又不肯听政治委员的意见,你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特派员听了我的批评更加不满,大声嚷着说:“你们干涉特派员的权利,我要报告保卫局。”我说:“你要告就去告吧!”第二天,保卫局派来两个背花机关枪(当时把冲锋枪叫花机关枪)的人,对我说:“我们吴局长请你去。”我就跟着他们来到了保卫局,见了吴德峰局长。在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时,我和他曾有一面之识,在弼时同志身边工作时也有接触。我对吴局长说:“你派两个背花机关枪的人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啊?”吴德峰同志说:“有人反映你干涉特派员的权利。”我就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叙述了一遍。吴德峰同志听了以后说:“你先回去吧,我们再了解一下!”我回来以后,团部的同志告诉我朱绍田同志病了,正在发高烧。我去看朱绍田同志,他握住我的手,流着眼泪说:“你被保卫局的同志带走,我真替你捏一把汗。”我说:“我心中感到很坦然,我又没有做错事,怕什么?”几天后,朱绍田同志离开部队到师卫生部养病。
不久,我团的特派员被调走了。事后听说,任弼时同志知道了这件事,批评了保卫局,并限制了保卫局的一些特权。
1935年4月,我被任命为红18团政治委员。6月初,二、六军团进军鄂西。6月9日,我军以少数兵力包围了宣恩县城,主力则隐蔽集结于宣恩城南,准备打援。11日,我军得到情报,敌纵队司令兼41师师长张振汉于12日率军经忠堡来增援宣恩。总指挥部立即命令二、六军团于12日拂晓,冒着蒙蒙细雨向忠堡前进,经过六十公里的急行军,于当天下午到达忠堡地区。当时,张振汉率41师师部与121旅已到忠堡的橡皮岭,总指挥部立即命令部队将该敌包围并切断与其他部队的联系。我18团的任务是抢占老鸦关东侧的高地,切断张振汉的退路及其与中路敌军的联系。我刚刚冲上老鸦关东侧的高地,中路的敌军就到了山下,他们为了和张振汉靠拢,向我军发动了猛攻,从12日下午开始,我军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猛攻。战斗非常激烈。战斗中,我团团长高利国负伤,营连干部也有不少伤亡。总指挥部于13日傍晚派贺炳炎同志来18团任团长,接替高利国的职务。贺炳炎来了以后,我立即向他简单介绍了情况。接着,我俩整顿了部队,继续抗击敌人的进攻。14日凌晨,总指挥部下令向被围的敌军发动总攻。18团的任务是:1营参加总攻,2、3营坚持原有阵地,准备打击增援的敌人。贺炳炎和我商量后,决定由我率1营参加总攻,他率2、3营打击援敌。总攻开始后,我军从四面向敌人据守的橡皮岭发动攻击,敌军聚集在一个山坳里拼命顽抗,我率1营指战员和兄弟部队一起奋勇冲杀,战斗非常激烈。战斗从清晨持续到下午三时,才将敌军全部消灭。在向敌人发起总攻时,贺炳炎率2、3营的指战员顽强抗击从来凤来的两个团的敌军,虽然两股敌军相距只有五里,但在我军阻击下,始终未能靠拢。在解围无望的情况下,仓皇溃逃。这次战斗,消灭了敌41师师部和121旅,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兼41师师长张振汉。
打完仗,我问贺炳炎:“贺团长,你火线上任,关系带来了吗?”贺炳炎说:“什么关系?不就是那张纸吗?”我说:“那是任职命令,我说的是党员组织关系。”贺炳炎一改他的豪爽性格,迟疑地说:“这个,我,我没……”我感到很惊奇,难道他没有入党?就说:“什么?你……”贺炳炎看出了我的怀疑,就说:“我早入了党,‘肃反’时,说我是改组派,他们给停了。”我听了以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肃反”冤枉了多少好同志!毛绍先曾被打成AB团,在西征路上,他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救护弼时同志;贺炳炎同志被打成改组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奋勇拼杀。在他们被怀疑、被冤枉的时候,革命信念仍然毫不动摇,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我越想越激动,当天夜里,在一盏油灯下,我给军团党委写信,报告了贺炳炎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事迹,郑重请求党委恢复他的党籍。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