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军

　　余秋里
　　1935年2月，我离开了敬爱的任弼时同志，到红二军团6师18团担任总支书记。当时，18团驻在宣恩县的沙道沟，团长高利国，政治委员朱绍田。那时，师、团两级都设特派员，直属保卫局领导，有很大的特权。
　　有一天，特派员提出要扣押一位连长和一位排长。团政委朱绍田同志问，这两个人都是好同志，为什么要扣押？特派员说有人反映他们政治上不可靠。一个坚持要扣押，一个坚决不同意，两人争吵得很厉害。特派员蛮横地说，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都要把他们扣起来，这是特派员的权利，别人无权干涉。我看到特派员这种蛮横的态度，非常气愤，就狠狠地批评了他，我说：“你不做深入调查，凭个别人的小报告，就要扣押连排干部，又不肯听政治委员的意见，你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特派员听了我的批评更加不满，大声嚷着说：“你们干涉特派员的权利，我要报告保卫局。”我说：“你要告就去告吧！”第二天，保卫局派来两个背花机关枪（当时把冲锋枪叫花机关枪）的人，对我说：“我们吴局长请你去。”我就跟着他们来到了保卫局，见了吴德峰局长。在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时，我和他曾有一面之识，在弼时同志身边工作时也有接触。我对吴局长说：“你派两个背花机关枪的人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啊？”吴德峰同志说：“有人反映你干涉特派员的权利。”我就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叙述了一遍。吴德峰同志听了以后说：“你先回去吧，我们再了解一下！”我回来以后，团部的同志告诉我朱绍田同志病了，正在发高烧。我去看朱绍田同志，他握住我的手，流着眼泪说：“你被保卫局的同志带走，我真替你捏一把汗。”我说：“我心中感到很坦然，我又没有做错事，怕什么？”几天后，朱绍田同志离开部队到师卫生部养病。
　　不久，我团的特派员被调走了。事后听说，任弼时同志知道了这件事，批评了保卫局，并限制了保卫局的一些特权。
　　1935年4月，我被任命为红18团政治委员。6月初，二、六军团进军鄂西。6月9日，我军以少数兵力包围了宣恩县城，主力则隐蔽集结于宣恩城南，准备打援。11日，我军得到情报，敌纵队司令兼41师师长张振汉于12日率军经忠堡来增援宣恩。总指挥部立即命令二、六军团于12日拂晓，冒着蒙蒙细雨向忠堡前进，经过六十公里的急行军，于当天下午到达忠堡地区。当时，张振汉率41师师部与121旅已到忠堡的橡皮岭，总指挥部立即命令部队将该敌包围并切断与其他部队的联系。我18团的任务是抢占老鸦关东侧的高地，切断张振汉的退路及其与中路敌军的联系。我刚刚冲上老鸦关东侧的高地，中路的敌军就到了山下，他们为了和张振汉靠拢，向我军发动了猛攻，从12日下午开始，我军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猛攻。战斗非常激烈。战斗中，我团团长高利国负伤，营连干部也有不少伤亡。总指挥部于13日傍晚派贺炳炎同志来18团任团长，接替高利国的职务。贺炳炎来了以后，我立即向他简单介绍了情况。接着，我俩整顿了部队，继续抗击敌人的进攻。14日凌晨，总指挥部下令向被围的敌军发动总攻。18团的任务是：1营参加总攻，2、3营坚持原有阵地，准备打击增援的敌人。贺炳炎和我商量后，决定由我率1营参加总攻，他率2、3营打击援敌。总攻开始后，我军从四面向敌人据守的橡皮岭发动攻击，敌军聚集在一个山坳里拼命顽抗，我率1营指战员和兄弟部队一起奋勇冲杀，战斗非常激烈。战斗从清晨持续到下午三时，才将敌军全部消灭。在向敌人发起总攻时，贺炳炎率2、3营的指战员顽强抗击从来凤来的两个团的敌军，虽然两股敌军相距只有五里，但在我军阻击下，始终未能靠拢。在解围无望的情况下，仓皇溃逃。这次战斗，消灭了敌41师师部和121旅，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兼41师师长张振汉。
　　打完仗，我问贺炳炎：“贺团长，你火线上任，关系带来了吗？”贺炳炎说：“什么关系？不就是那张纸吗？”我说：“那是任职命令，我说的是党员组织关系。”贺炳炎一改他的豪爽性格，迟疑地说：“这个，我，我没……”我感到很惊奇，难道他没有入党？就说：“什么？你……”贺炳炎看出了我的怀疑，就说：“我早入了党，‘肃反’时，说我是改组派，他们给停了。”我听了以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肃反”冤枉了多少好同志！毛绍先曾被打成AB团，在西征路上，他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救护弼时同志；贺炳炎同志被打成改组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奋勇拼杀。在他们被怀疑、被冤枉的时候，革命信念仍然毫不动摇，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我越想越激动，当天夜里，在一盏油灯下，我给军团党委写信，报告了贺炳炎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事迹，郑重请求党委恢复他的党籍。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