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红大学习不久，鄂豫皖省委派宣传部部长成仿吾经上海到瑞金，向中央汇报工作，并要求派军事干部到鄂豫皖去。中央决定派我去。1934年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和我谈话，他说：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人用碉堡、封锁线，以“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攻击、堵击、追击，把我根据地压缩分割成小块。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人力、物力的补充。如果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是什么呢？他说：中央决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部队才能得到发展。把敌军主力引走了，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周副主席讲如何建立新区时指出：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较大的革命影响，或者是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地形要便于我军作战；另外，还应该有比较丰足的粮食和其他物质条件。周副主席考察分析形势和前途是这样的清晰，他对鄂豫皖根据地人民和红军的深切关心，他对党和革命极端负责的精神，成为催我前进的一股巨大的力量。在他对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战略指导下，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并取得了胜利。这是周副主席领导我们反对消极、被动、单纯防御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光辉范例。
　　写到这里，我想插一段往事。1975年，我在中央党校读书班结业后，住在那里等候分配工作。这时成仿吾是党校顾问，就住在附近。有一次我俩谈起1934年那段事情，他讲道，1923年夏，他从鄂豫皖到了上海后，找不到党的关系。他想起了鲁迅先生，估计他可能是党员，就到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去找内山完造。内山完造与鲁迅关系很深。他找到内山完造后，就说有要紧事情必须见鲁迅先生。内山完造说：你过两天来听信吧。两天后内山完造告诉他说：明天下午你到四川路咖啡馆去，鲁迅在那里等你。成仿吾按时到了那家咖啡馆，见鲁迅和茅盾一起在那里喝咖啡。成仿吾坦率地讲了自己从鄂豫皖苏区到上海，有要紧事通过上海党找党中央，问鲁迅能不能帮助联系。鲁迅说可以。这样仿吾才找到了党的关系。我为什么要写这一段呢？因为不少人看鲁迅的《而已集》《三闲集》，只知仿吾、鲁迅笔战激烈，关系不好。上述事情可看出，他二人虽有笔墨之争，但在有关党的利益之时，仿吾毅然找鲁迅，鲁迅先生也毅然帮仿吾接上党的关系，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934年5月中旬，敌人已占领广昌。我离开瑞金，由交通员带路，离开苏区。因敌情严重，在白区我们已不能在白天赶路，夜间也只能走山路小道，避开村庄，白天在山上草棚里睡觉、吃饭，比以前那次我从上海进苏区艰苦多了。我们到大埔县后，坐小火轮到潮州，再坐火车到汕头，又乘船到上海。由鄂豫皖省委派在上海的交通员石健民同志带路，乘船到汉口。我在报纸上看到参加大冶兵暴的郭子明当时任湘鄂赣部队参谋长作战牺牲，刘振山任鄂东南独立3师师长，在木石港作战牺牲了。我们一块在国民党军队做兵运工作，一块参加大冶兵暴，使我感到分外悲痛。我在报纸上还看到在红军大学和我同班学习的龚楚和孔荷宠叛变投敌的消息。我痛恨他们在革命遇到挫折时的无耻行为。
　　我和交通员石健民要由汉口大智门车站乘火车去柳林，那时，我是有钱人打扮，进站时，石健民在我前面顺利通过，我被宪兵留住，问我是到哪里去的。我说是到鸡公山去游览。宪兵搜完箱子，还要搜身看手。我左手指因受过伤已伸不直，恰巧我手里有把扇子，就用左手捏着扇，举起右手让那人察看手上有没有使过枪的硬皮。他没有看出什么，又查我的左手。我就握着扇子让他看，他没发现我受过枪伤的手指。但检查后还是叫我坐在候车室的凳子上不让走。石健民发觉我没有跟上，就下车到门口来找我，我用目光示意叫他不要进来。因为如被宪兵发现我们两人是一块走的，他就可能分别审问我俩，口供一定不能一致，就会被敌人逮捕。直到火车快开了，那家伙才放我走。上车后，我不知道石健民在哪一节车厢，就从前往后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找过去。走了好几节车厢才看见石健民坐在那里，我没有和他打招呼，找一个位子坐下。开车后，我从行李包里拿出一套衣服，走进厕所换下了身上原来那身衣服，把它卷起来塞到便池洞里。火车到柳林车站，我和石健民下了车，在车站附近一个同志家里住了几天，然后步行出发。只走了十几里路，忽然一支埋伏着的武装把我们抓住，原来他们是来接我们的便衣队。他们要把我送到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同志那里。途中都是夜间走路，所见到的是村庄、房屋被国民党烧掠一空，饿死的老百姓没人掩埋。到了道委，我们吃的菜是南瓜叶子。
　　这时已是1934年9月，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到皖西北去了。郑位三是省委委员，当即写信给省委，说我已到达，建议省委率领红25军赶回鄂东北，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