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等待省委回鄂东北的四十多天里，我和郑位三以及在鄂东北道委机关工作的程坦、刘华清等，经常在一起交谈，使我了解到鄂豫皖苏区的历史和现状。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三省交界处，南濒长江，北抵淮水，东接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大别山脉雄峙于中央，俯瞰武汉、信阳、安庆，战略地位重要。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就在这里建立了党组织和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这里举行了著名的黄（黄安）麻（麻城）起义，建立了工农红军和革命政权。 1931年成立了红四方面军。革命根据地最盛时期，曾拥有6座县城，26个县政权，人口达350多万，面积4万多平方公里。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曾发展到4万多人，各种地方武装人数有20多万。但是，由于王明错误路线以及军事作战指导方针上的错误，没能粉碎敌人“围剿”。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鄂豫皖边区的革命形势急剧恶化。20多万敌军乘机大举进攻，同时进行划区“清剿”，在其占领区推行保甲制度，对残存的苏区农村，一方面实行经济封锁，另一方面烧房屋、抢粮食、杀群众。当时边区军民对红军主力的撤离缺乏思想和组织准备，陷入混乱，根据地只剩下鄂东北的黄、麻、光、罗四县边界毗连的小块苏区，以及檀树岗、天台山、西高山和皖西北的葛藤山、熊家河等几个山区。地方党政组织遭到破坏，群众生活极端困难。
　　11月底，中共鄂豫皖省委以留在边区的五个红军主力团为基础，重新组建了红25军，决心排除万难，独立坚持鄂豫皖的斗争。1932年底到1933年初，红25军抓住敌军调动、兵力减少的战机，积极歼敌，连续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边区革命形势出现转机，鄂东北根据地由几小块连成一片，皖西北根据地也部分得到恢复，红25军由重建时的7000人，发展到3个师、9个团，1万多人。皖西北的几个团组建了红28军，地方武装扩编为10个游击师，各县、区还成立了战斗营、战斗连，党组织恢复，人民群众恢复生产，革命热情重新高涨。
　　1933年5月，红25军奉命去夺取敌重兵扼守、工事坚固的七里坪，苦战四十三天，久攻不下，部队减员几千人。鄂东北、皖西北两个根据地又缩小了。敌动用14个师又4个独立旅的兵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采用了增筑碉堡、扩建和封锁公路、切断两个根据地的联系等手段。可是省委却根据王明错误路线，采取以消极防御方针为指导的中心区保卫战方针。于是两个根据地的中心区相继丢失，红25军大幅度减员，部队再次缩小。10月初，红25军通过黄麻公路封锁线时，被敌人截断，一部分到皖西北，编入红28军，一部分转到鄂东北。到11月中下旬，部队作战又连连失利，剩下的人数不足一千，鄂东北地区县以下党政组织全部遭到破坏，群众生活极度艰难。皖西北情况也与此大致相似。正当鄂东北遭受严重挫折时，省委开会讨论了转变斗争方针等问题，决定派省委宣传部部长成仿吾去中央汇报情况，要求派干部加强省委和红25军的领导。成仿吾进入中央苏区，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及其他中央领导听取了成仿吾的汇报。1934年1月27日，中革军委的一个同志写了《关于鄂豫皖苏区战争经验的研究及今后作战的建议》。《建议》认为，当前主要目的是保存战斗骨干，在适宜的时候，实行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可以从罗山地区退到豫南的桐柏山区建立新苏区。这个《建议》的主张和当时教条主义者的所谓“不放弃一寸土地”的口号是不同的。2月25日，中央将《建议》转发给鄂豫皖省委，所加的按语说：“只作你们执行中央军事指示时一个参考的材料。”
　　这时，蒋介石正在调整和部署进攻鄂豫皖边区的兵力，把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从华北调到鄂豫皖，到4月中旬，敌总兵力达到16个师又4个独立旅。6月下旬制订了一个从7月1日到10月10日的“围剿”计划，采取的方针是：“一面划区驻剿，一面用竭泽而渔的方法，作一网打尽之图”。具体部署是把兵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驻剿”部队，划区占领我几小块根据地周围的所有城镇和重要村庄，每个点驻一个连到一个团的兵力，并在黄麻公路两侧部署了四道封锁线，又从信阳到广水的平汉铁路线之间，配置近一个师的兵力护路。另外一部分约两个师又六个团组成四个“追剿”队，跟踪追击我主力。同时，每隔五里、十里筑一个碉堡；扼住重要的公路线，构成纵横交错的封锁网，敌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把我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