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敌军修筑的炮楼
　　程子华
　　红25军是在原地坚持，还是实行战略转移，就成为当时急需作出决定的首要问题。省委在接到军委一个同志的“建议”后，曾设法在根据地边沿创建新的根据地，但因敌军强大和碉堡封锁而未能成功。可是要到远地去，既不了解情况又没有把握，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主力六个团要通过几千里地的白区，即使战争中不受损失，但疾病、掉队也会造成很大减员，建议暂不远离。当时中央和军委在指示中一方面说，当前任务是保全队伍，去创建新的根据地，但又说原则上同意仍留在原苏区继续行动。省委讨论后，决定留在原地，牵制敌兵力，使之无法增兵江西。这样，就由徐宝珊、吴焕先率领红25军转战到皖西北与红28军会合，合编为红25军。红28军留下部分兵力，加上抽调的地方部队，重新组建红82师，在原地坚持斗争。
　　红25军在军事上改变了以前那种内线分兵防御的打法，采用积极向外线捕捉战机，乘隙击虚的方针，连续取得了长岭岗、郝集、太湖等战斗的胜利。尤其是长岭一战，歼灭敌东北军五个营，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士气，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这期间，几小块根据地也有所恢复和扩大，党组织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小的胜利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日趋不利的形势。面临的问题仍是：在老苏区边沿开辟新根据地行不通；如果走出去，兵力不足四千，能不能打破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到新区站不站得住脚？最伤脑筋的是不知道到哪里去好，省委举棋不定。
　　以上是我在和郑位三、程坦、刘华清等同志交谈时，所知道的鄂豫皖苏区的情况。对于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我结合个人对周恩来同志指示的体会，谈了自己的想法：敌人搞“竭泽而渔”，企图耗尽根据地的人力、物力，把我们搞垮。我们不能让敌人牵着鼻子走，困守在“鱼塘”里，等着敌人把水抽干抓鱼。郑位三同志说：过去中央也有指示，要红25军走出去创建新根据地，我们在根据地附近搞了几次，失败了。也搞成了两块，但物质、人力条件都有限，活动余地不大。可是要走远，对外面情况不了解，往哪儿走呢？我说，可以到伏牛山去，我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就听说过土匪头子樊钟秀拉了一支队伍，打进山西，被赶出山西后，回伏牛山盘踞了多年。土匪能在那里站住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不能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呢！这样，我、郑位三、程坦、刘华清等的看法一致了。
　　省委和红25军回来后，于1934年11月11日，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了第十四次省委常委会议。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会后，郑位三同志向我传达了常委会讨论情况和决定。会议上常委们一致同意周副主席的指示，认为红25军应该打出去创建新根据地。至于转移的方向，会议认为向东、南、北都不合适，向西比较容易发展。西面鄂豫陕边是三个省的边缘地带和结合部，是蒋介石和杨虎城分别割据的地方，我们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那里又是山区。会议还决定省委率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创建新根据地和发展红军而斗争，并以平汉路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为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行动中部队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会议讨论了部队的整编问题，郑位三同志告诉我，省委决定由我担任红25军军长。我对郑位三说，周副主席要我做参谋长，请你报告省委，我不当军长。郑说，省委已经作了决定，不改变了。吴焕先为红25军政治委员，徐海东为副军长，戴季英为参谋长，郑位三为政治部主任。部队撤销师一级建制，由军部直辖223、224、225等三个团和一个手枪团，全军2980多人。花山寨会议后，省委给在皖西北的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同志发出指示，说明会议的决议，并责成他组织鄂豫皖边区党的新领导机构，并以82师和地方武装为基础，再次组建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