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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5年06月21日
省委会议和庾家河战斗
程子华
    ●庾家河会议会址

  1934年12月初,我军到达卢氏县叫河,发现敌第60师(原十九路军部队)由开封乘陇海路火车到灵宝下车,已在卢氏县以南去陕西的朱阳关和五里川两条通道构筑工事,控制了入陕通道。那时,敌“追剿队”第2支队也跟踪追来,我军又处于被敌前堵后追境地,情况危急。当时得到消息,卢氏县城没有敌人的正规军,只有地方武装。军部决定改变入陕路线,且在一个货郎小贩的帮助下找到一条小道。我军派手枪团到朱阳关附近号房子,虚张声势,主力部队却由那个小贩带路,由小道经深山峡谷,在晚上从卢氏城南与洛河之间一里多宽的隘路神速西进,把敌60师的堵截防线置于背后,直奔豫陕交界的铁锁关。12月8日,我军进入陕南境内。这时,敌冯钦哉第42师248团、252团,已进至洛南县城和三要司等地迎堵我军。8日下午,我先头部队进至三要司,与敌248团3营接触,敌凭借三要司南面的九泉山高地进行顽抗。我军以225团由九泉山东南侧攀登陡崖,进行正面攻击,其余部队迂回至高地西侧向敌人攻击。我225团3营8连首先登上山头,与敌拼刺刀肉搏,其他部队勇猛夹击,战斗到黑夜,全歼守敌一个营。9日,我军翻越蟒岭,进至洛南县的庾家河。
  10日上午,省委在庾家河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会上考虑到,伏牛山区地域狭窄,人烟稀少,粮食和物资缺乏,特别是凭险据守的地主围寨很多,群众都在围寨里,我军不能做群众工作,敌又紧追而来,要在此建立根据地很难。会议决定到以陕南为中心的鄂豫陕边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敌第60师突然由鸡头关方向奔袭而来。我在皮家河东山坳口的排哨,由于过度疲劳疏忽了,到发现敌人时,敌先头部队已迂回上来,占领了有利地形,向我发起猛攻。省委当即停止开会。军领导迅速指挥部队进行反击,强攻山头阵地。徐海东同志率领223团以猛烈冲击夺回了东山坳口,224、225团则跑步攻占坳口南北两侧高地,协同223团将进攻之敌打退。激战中,徐海东同志负了重伤。这时,敌第355、357两团相继增援到来,再次向我发起攻击,于是全线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我也负了重伤。吴焕先政委指挥部队英勇反击,以刺刀、手榴弹与敌拼搏,经20多次反复冲杀,终于将敌打垮。战至黄昏,敌向卢氏方向退去。这次战斗,共毙伤敌800余名,我也伤亡200余人。这次战斗的胜利,最后打垮了敌人对我军的追堵,我军长驱1800余里,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次战略转移,为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当时,我才到军部,对部队和干部情况不太了解。在长征途中,部队先头和后卫都常遇到敌军阻击或追击,总是徐海东和吴焕先两人分别在前卫和后卫指挥部队行动。
  省委庾家河会议虽然由于敌人的进攻而中断,但仍及时作出了《关于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解决了选择新区和当前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决议草案指出鄂豫陕边区敌人力量薄弱、群众生活苦容易发动斗争、同川陕红军可配合等有利条件。决议草案提出摆在面前的任务是: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立即加强和扩大红25军,加强争取群众的工作,要求每个党团员和战士都要做群众工作,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解除民团武装、消灭国民党军。建立苏维埃政府,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在执行政策上特别提出要反对没收富农和工商业者的财产等过“左”做法。省委庾家河会议的决定,对于鄂豫陕根据地的创建和红25军的发展壮大有重要意义。
  我因伤了动脉血管,流血过多,约两三个月是昏迷的,不能吃饭,只是喝鸡汤。当时,部队没有纱布,用白布代纱布。没有消毒药,用碳酸水煮过,剪成细布塞进伤口。我一双手化脓,有十个伤口,塞进布条时很痛。这里我要说明:我和海东负重伤,睡在担架上,徐宝珊肺病重,也睡担架。作战时,总有约一个营保护我们,作战指挥和创建根据地的重担,都落到吴焕先同志肩上。他在部队有很高威信,因此受到全军的爱戴,是全军的领导核心。我因负伤不能参加会议,只是清醒后,才与吴焕先同志等商谈作战和创建根据地及其他工作。
  这时我见到钱信忠同志给我治伤,我问他,你认识我吗?他先是觉得很突然,想了一会儿才说,好像在上海宝隆医院时见过杨虎城部队一个连长。我说对了,1930年5月,我在攻打瑞昌城时负伤,7月到上海在宝隆医院治伤,那时那个杨虎城部队的连长就是我。钱信忠说他后来曾在国民党李默庵部当医生,在鄂豫皖战斗时被红军俘虏,就参加了红军,仍做医务工作。这里我想起一段有关他的事。钱信忠同志参加红军后表现很好,当红军主力有时转移,常留他在山上森林里医治伤员,他都能在完成任务后归队。但红25军长征中,保卫部门有同志怀疑他会逃跑,要枪毙他。我负伤后,他天天来给我换药。有一次,他一面换药一面掉泪,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有人要杀他。我就对当时负责保卫工作的戴季英说:“红军缺乏医务人员,战士们负伤后缺人治疗。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后,伤病员隐蔽在山上,钱在晚上才能给伤员治疗,敌人搜山很疯狂,他如要逃跑,早就跑了,现伤病员治疗离不开他,我们留下他好。”戴季英同意了,钱信忠安然渡过了那一关。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