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的长城镇，是明长城的一段，土筑的。黄土夯得结实，风雨剥蚀了几百年，依然倔强地蜿蜒在山峁上。烽火台原有大砖包砌，可不知何时起，砖块渐渐少了，不一定被人搬去砌了猪圈或院墙，已无从知晓。我上初中时，也就是1988年，这些烽火台已经裸露出夯土的原貌，真像一个个被剥了衣服的瘦汉，默立在陕北高原的风里、雨里。
　　我那时极是顽皮。学校是土坯房，在老城墙下。窗户纸总是破的，刮得课本哗哗作响。先生讲课的声音常被风声淹没。我便趁机溜出教室，爬上城墙去。城墙不高，但极陡，黄土被雨水冲出许多沟壑，正好容得下少年人的脚趾。我攀着这些天然的阶梯，三两步就敏捷地爬了上去。
　　烽火台是我的书房。台顶平坦开阔，常有野鸽子在那里歇脚，见人来，便扑棱棱飞走，留下一两片灰白的羽毛。我坐在烽火台的边缘，双脚悬空晃荡，底下是几十米的深沟。书包里装着《代数》和《语文》，但我很少翻看，倒是常揣一本《水浒传》的残卷，缺了封面，也不知是从哪个旧书摊上淘来的。风从书页间穿过，携着黄土的腥气，和远处山丹丹花的淡香。
　　有时倒也并非全然为了逃学。记得有一回，历史课上讲到长城，先生是个花白胡子的老头，说话时总爱用戒尺敲打讲台，仿佛那戒尺是惊堂木，而他则是说书的先生。“长城啊，”他眯着眼，语气深沉，“不是一道墙那么简单。”这番话勾起了我的好奇，课后我便径直爬上城墙，想要一探究竟，看看这“不简单”究竟藏在哪里。
　　我在烽火台的夯土里抠出过一枚铜钱，绿锈斑驳，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拿给先生看，他竟激动得胡子直抖，说这是万历钱，明朝的物件。我便愈发勤快地往城墙上跑，希冀再找到些“历史的碎片”。然而除了几块看不出形状的陶片和一支生锈的箭镞，再无其他收获。倒是有一回，在城墙的裂缝里发现了一窝野蜂，被蜇得满脸包，回家被母亲好一顿责骂。
　　夏日里，烽火台上极是凉爽。我常躺在台顶，看云从蓝天流过，想象那是古代边塞升腾起的狼烟。有时睡着了，醒来时已是夕阳西下，城墙被染成血色，远处的山峦如蹲伏的巨兽。这时，猛然惊觉书包里的作业一字未动，回家自然又要吃母亲的“板刀面”——她总用擀面杖打我的手心，却从不舍得下重手。
　　冬日则大不相同。北风如刀，城墙上的黄土冻得硬邦邦的，裂缝里结着冰凌。尽管如此，我仍会执拗地攀上城墙，只为眺望那片苍茫无垠的雪景。长城在雪中像一条沉睡的巨蛇，蜿蜒至视野尽头。烽火台顶上积雪平整，我用树枝歪歪扭扭地写下“不到长城非好汉”，第二天去看，字迹已被新雪掩埋，仿佛从未存在过。
　　城墙下有个豁口，据说是当年红军长征时炸开的。我们放学常从那里抄近路回家，书包上的铃铛叮当作响。豁口两侧的夯土里夹杂着碎石和草根，我总疑心那里面藏着子弹头或者炮弹皮，但从未真的去挖掘过。倒是时常有野兔从豁口间敏捷地窜过，它们灰黄色的毛皮与古老的城墙几乎融为一体，倏忽就不见了踪影。
　　后来，我背起行囊离开了长城镇，先是在延安读中学，随后又踏上了更遥远的旅途。多年后重回故地，发现那段饱经沧桑的城墙已被妥善保护，周围立起了石碑，铺设了蜿蜒的步道。烽火台也重新包砌了砖块，整齐得仿佛是新造的仿古建筑。我静静地站在步道上，目光追随着几个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欢快跳跃的背影，突然间，眼前又清晰地浮现出那个曾经在烽火台上仰望流云、追逐梦想的少年。
　　城墙依旧是那道城墙，只是站在城墙下的人，已被时光刻上了岁月的痕迹。当年的夯土裂缝里，想必早已生出了 新 的 野草，随风摇曳，诉说着岁月变迁，沧海桑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