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宾孙照丰
　　主持人宁滢：本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黄陵县果业管理局原党支部书记孙照丰（署名孙兆丰），他曾被黄陵县委表彰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被选举为中共黄陵县委第十四次党代表，2023年退休，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县作协副主席。
　　宁滢：您对延安脱贫有些什么记忆？
　　孙照丰：这个记忆可以追溯到1973年6月9日周总理回延安。当时，周恩来总理陪越南代表团到延安参观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唯一一次回延安。当时延安地区农民人均粮食不足500斤，年人均纯收入不到50元，90%以上农民还在饥饿线上挣扎。
　　面对曾经战斗过的土地，面对现实的落后差距，周总理陷入深深的自责。他曾动情地说：20多年前，我与毛主席等领导同志在延安这片土地上革命战斗，曾得到延安父老乡亲的支持，延安是我的家。这么多年过去了，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群众的日子过得还很清苦，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啊。说完，周总理眼里闪着泪花。停了一阵，他面对当时的地委领导，问道：延安能不能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
　　当听到积极的回应，周总理非常高兴。虽然他自己身体已有病，不允许喝酒，但他还是高兴地说：拿酒来，我敬大家一杯，希望同志们不负重托，把延安的事情办好。
　　虽然因为自然条件的恶劣，周总理对延安人民给予的厚望未能如期实现，至1978年延安所辖县还均属贫困县，大多数农民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但从此以后，一个个公仆都把群众的温饱和贫困刻在了心上。
　　宁滢：以前农村脱贫有哪些实质性的难题？有没有真实的个体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故事？
　　孙照丰：比如因病致贫。我有一个真实的例子，那时从太贤公社的畛李园村搬到太贤村插队的一户人家，户主叫三五，他会开拖拉机，会务果树，在农村算得上能人了。他是第一个承包队上果园的人，还当过几年小队队长，也是最早买电视机的人，曾经让村里人非常羡慕。
　　有一次我回老家时，居然听家人说三五得不治之症去世了，他果园虽务得好，但后来挣的钱给他看病还是不够，欠下外债。为了营务果树和照顾两个儿子，他老婆给自己招了个上门女婿。好在这个老汉善良勤劳，靠果园几年收入给两个儿子先后娶了媳妇，但谁知老婆没黑没明过度操劳，又得了不治之症随三五而去。
　　前几年，我回去遇见三五的大儿子，他也因为身体不好，被确定为贫困户了。我安慰他不要过于自责，实在干不了活，政府还有扶贫兜底政策。他不好意思地说，再用两三年就可以把这几年欠的账还清，现在国家的政策好了，既有农村合疗，又有大病救助，还有扶贫政策，我不能永远戴着贫困户的“帽子”不卸，一直戴着心里不美气。看着他开着三轮车慢慢隐去的背影，我感觉到了他的不屈与自强。他身体并不怎么好，柳拐子腿，大骨节手，可眼里总闪烁着对生活的希望与盼头，不论命运多么坎坷，他都在顽强地活着。正如清代诗人袁枚《苔》中写的：“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贫困的人如潮湿角落里的苔藓一样，虽不为人知，又被疾病与贫困所纠缠，但仍会应季而生。即使开的花几乎可以忽略，但苔藓花本身并未小看自己，而是顶着不足为人道的弱小独自绽放出应有的希望和不易觉察的花朵，并不断努力完成自己的生命历程，这不也是值得尊敬的生命存在吗？
　　宁滢：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一个普通人如何突破贫困？能否给我们讲一个身边的真实故事。
　　孙照丰：我的祖父攻坚克难、摆脱贫困，一直是我们家族的精神灯塔。他在13岁的时候失去父母后，难以在老家太贤村安身立命，只好远走阿党新村的舅舅家。舅舅家虽然同样穷困不堪，但他收留了两个外甥，因无力再养外甥女，便做主给程村一户刘姓人家做了童养媳。当祖父成家后，带着家人返回故乡太贤村时，已是30年代中晚期。1937年腊月，祖父有了我的父亲，也有了自己一点土地。然而那年却遇到自然灾害，树皮吃过、观音土吃过、草根吃过，但祖父没有逃离，他用乐观自信、智慧坚韧，小心盘算着光景，把困苦短缺的日子过得有了滋味。
　　新中国成立后，成立合作社，入社时，祖父将自己辛辛苦苦置办的13亩平平展展的、能打粮的上好良田，两头大黄牛，还有所有农具全部交给集体。他耕种碾打没有一样不精，曾无师自通学会嫁接果木，当小队长时，务作的几亩集体苹果园，每年社员过节总有福利分配，乡亲们亲切地称他“大能”。在那么极端的环境下，他不但没有把一大家子带入困苦的泥沼，还努力供养我的父辈们读书考学。他可能并不知道学习可以改变命运的道理，只知“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语，他希望他的子孙后代能过上脱离苦难的日子。
　　宁滢：您祖父的这段经历，对当下激发困难群众的内生动力有何启示？
　　孙照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等人类学家，他们在缓解全球贫困的研究中得出一个结论：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穷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所以，要想带领贫困群体越过贫困线，奔上小康，首先必须改变思维观念和认知习惯。否则，再好的产业、再好的项目、再好的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可能被反复的惯性销蚀。
　　宁滢：在新时代的脱贫工作中，“第一书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此，您是怎么理解的？
　　孙照丰：在精准扶贫工作中，一派三至五年蹲点的党支部第一书记，真正做到了为扶贫帮困共同致富而来，他们不走过场、不摆姿势、不辞辛劳，抛家舍业如冲锋的战士，似过河的卒子，勇往直前。面对困难与问题，脱下西服换上迷彩服，摘下“官帽”戴上“草帽”，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油然而生。在这里，我要重点介绍一位我熟悉的“第一书记”，他就是黄陵县桥山街道办安沟村扶贫“第一书记”刘鹏飞。他在三四年的帮扶时间里，风里来雨里去，几乎跑断了腿把子，磨破了嘴皮子，终于引导安沟村民成立了黄陵县首家股份制经济合作社，实现了土地流转入股，农民变股民和农民变产业工人的华丽转身。100亩翡翠梨、150千瓦光伏电站、小龙虾养殖以及450亩的金银花栽植项目，长长的安沟村产业发展清单，是共同致富奔小康、不断壮大集体经济、深化拓宽经营门路的发展路线图。安沟的蜕变，只是黄陵小康路上的一个缩影。如今的黄陵县已彻底脱贫，逐步走向小康。
　　宁滢：本期故事，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一段段历史剪影，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把群众温饱刻在心上”的初心传承。愿我们都能在今天的故事里汲取力量，汇聚成民族复兴征程上永不熄灭的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