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年07月26日
明清·三朝封王的孙可望（二）
孙可望同时铸造发行货币“兴朝通宝”，以利市场流通。他在云南的成功治理，对清廷统治下的地区和人民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吸引力。
清顺治十年（1653），连时任偏桥、沅州的偏沅巡抚（辖今贵州施秉、湖南芷江）金廷献，也听其幕僚、湖南人丁大任说“滇中人民乐业，云南百姓恬熙，若不知有交兵者”。连远离云南且富甲天下的江南也流传“滇南，天下饶乐土也，其人隔绝山海，今犹袭冠带以居”。清军入滇前夕，云南还呈现出“粮草山积”“钱粮有余”的盛况。
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明广西巡抚瞿式耜拥立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年号永历，建立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1651）初，朱由榔派使臣前往贵州，为孙可望赐名朝宗，封景国公、冀王，但他“犹不受”。李定国等劝孙可望派杨畏知与明谈判，孙可望虽表面答应，暗地却派出精兵赴南宁杀死五大臣，逼迫朱由榔改封他为秦王。年底南宁又陷落，朱由榔逃到濑湍。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1652）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接到贵州安龙所，改名安龙府，答应每年向永历帝送钱粮，以供皇室开销。永历帝允许其今后大小战事可以先斩后奏，使他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可望遂自设内阁六部等官，立太庙，定朝仪，改印文为八叠”，俨然以皇帝自居。
大西军与永历政权的联合抗清阵线正式建立后，李定国留在云南继续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减轻百姓负担，使滇南出现较为安定的局面。他终日操练兵马，制造盔甲，训练象队，一年内练就精兵三万。还举行了生童考试，对考中秀才者发给赏钱三百串，鼓励大家读书，承诺以后恢复江山，就让他们做官。孙可望却不顾“联明抗清”大义，妄图割据云南独霸一方，二人的裂隙进一步加深。
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1652），李定国率东路军进入广西，取得桂林大捷，乘胜横扫湘、赣，出征不足一年，纵横数省，击败清军数十万，收复湘、桂、赣数省，约三千里的土地重新回到南明政权手里。孙可望看到李定国立下赫赫战功非常嫉恨，他不仅扣发李定国的犒银，制止永历帝封李定国为西宁王，而且千方百计加以谋害。永历七年（清顺治十年，1653）正月，孙可望率“驾前军”东进沅州（治于今湖南芷江）。孙可望三天内给屯驻宝庆（湖南邵阳旧称）的李定国连发七封信，催其前来沅州议事，欲乘势将其杀害。李定国得知孙可望的谋图后，复信劝其以抗清大业为重。孙可望接信后恼羞成怒，领兵前去攻打，部下不少将领愤而倒戈投奔李定国。为顾全大局避免自相残杀，李定国不得已离开湖南，南下广西柳州，转攻广东肇庆、高州、廉州、雷州诸州府。当年二月，清军得知孙、李内讧，派贝勒屯齐再入湖南，与追赶李定国的“驾前军”在宝庆相遇。孙可望骄傲轻敌，被清兵杀得大败，急忙逃往峒江，此时衡州、武岗、靖州、辰州、沅州、黎平等州郡均陷于清军之手。
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孙可望逃回贵州，自知大势已去，遣其大理卿杨惺先赴湖广、云贵、两广经略使洪承畴军帐，尽告云南、贵州大西军虚实，以作投降见面之礼。顺治帝闻奏大喜，“诏封义王，慰谕之。寻遣学士麻勒吉等赍敕印册封”。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二月，清廷在长沙举行孙可望册封典礼，旋即召他进京见驾。五月初二，孙可望到达北京。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次日，顺治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就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另外赐给府第、锦袍、朝衣、绸缎等，“又官其部将陈杰、刘天瑞等百余人，命隶汉军正白旗”。此时的孙可望红极一时，对清廷感恩戴德，并请求带兵南下云南追剿南明残余。清廷似乎对他并不放心，未予批准。
顺治十七年（1660），孙可望上疏辞去封爵，顺治帝不许，遣人安慰。不久孙可望卒于京城，死因不明，赠予谥号“恪顺”。其子征淇、征淳袭爵不久也不明不白死去。征灏再请求袭爵，御史孟飞熊上疏反对：“可望，献忠余党，久据滇、黔，负固不服。及为定国所败，穷蹙来归，滥膺非分。宜即停止，或以次降等。”经过朝臣商议，降其爵位为世袭慕义公，后来官至兵部尚书，谥号清端。其子再降袭一等，为阿达哈哈番（即汉文轻车都尉）。乾隆三十六年（1771），削去爵位世袭之名分。乾隆四十一（1776），诏令国史馆修编《明季贰臣传》，名为“崇奖忠贞”“风励臣节”，实际上明白无误地把投清的洪承畴、祖大寿、冯铨等一百二十余名前明文武大臣统统打入另册，视为“贰负之臣”，封王之爵的孙可望也在其列。尽管如此，他为百姓所做的一些好事仍被人们铭记不忘。
孙可望赋闲京城期间，时任延长知县舒畅，以本县包丁银负担过重上疏朝廷，孙可望也面奏皇帝请求减免，得到恩许，减轻了延长百姓沉重的赋税负担，又为本县驿站捐马十五匹。“自是人民复业，县治尚有一线存者，可望之功也。乡人建祠立坊，春秋祭报，世世载之”。其事见载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时任延长知县王崇礼所撰之《延长县志》。民国《延长县志》亦载，县城东门的孙可望祠与石牌坊当时尚存。此遗迹遗物悉已不见踪迹，诚为可惜！
（选自延安地方志丛书、段双印主编的《延安古代历史人物传》）
清顺治十年（1653），连时任偏桥、沅州的偏沅巡抚（辖今贵州施秉、湖南芷江）金廷献，也听其幕僚、湖南人丁大任说“滇中人民乐业，云南百姓恬熙，若不知有交兵者”。连远离云南且富甲天下的江南也流传“滇南，天下饶乐土也，其人隔绝山海，今犹袭冠带以居”。清军入滇前夕，云南还呈现出“粮草山积”“钱粮有余”的盛况。
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明广西巡抚瞿式耜拥立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年号永历，建立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1651）初，朱由榔派使臣前往贵州，为孙可望赐名朝宗，封景国公、冀王，但他“犹不受”。李定国等劝孙可望派杨畏知与明谈判，孙可望虽表面答应，暗地却派出精兵赴南宁杀死五大臣，逼迫朱由榔改封他为秦王。年底南宁又陷落，朱由榔逃到濑湍。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1652）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接到贵州安龙所，改名安龙府，答应每年向永历帝送钱粮，以供皇室开销。永历帝允许其今后大小战事可以先斩后奏，使他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可望遂自设内阁六部等官，立太庙，定朝仪，改印文为八叠”，俨然以皇帝自居。
大西军与永历政权的联合抗清阵线正式建立后，李定国留在云南继续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减轻百姓负担，使滇南出现较为安定的局面。他终日操练兵马，制造盔甲，训练象队，一年内练就精兵三万。还举行了生童考试，对考中秀才者发给赏钱三百串，鼓励大家读书，承诺以后恢复江山，就让他们做官。孙可望却不顾“联明抗清”大义，妄图割据云南独霸一方，二人的裂隙进一步加深。
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1652），李定国率东路军进入广西，取得桂林大捷，乘胜横扫湘、赣，出征不足一年，纵横数省，击败清军数十万，收复湘、桂、赣数省，约三千里的土地重新回到南明政权手里。孙可望看到李定国立下赫赫战功非常嫉恨，他不仅扣发李定国的犒银，制止永历帝封李定国为西宁王，而且千方百计加以谋害。永历七年（清顺治十年，1653）正月，孙可望率“驾前军”东进沅州（治于今湖南芷江）。孙可望三天内给屯驻宝庆（湖南邵阳旧称）的李定国连发七封信，催其前来沅州议事，欲乘势将其杀害。李定国得知孙可望的谋图后，复信劝其以抗清大业为重。孙可望接信后恼羞成怒，领兵前去攻打，部下不少将领愤而倒戈投奔李定国。为顾全大局避免自相残杀，李定国不得已离开湖南，南下广西柳州，转攻广东肇庆、高州、廉州、雷州诸州府。当年二月，清军得知孙、李内讧，派贝勒屯齐再入湖南，与追赶李定国的“驾前军”在宝庆相遇。孙可望骄傲轻敌，被清兵杀得大败，急忙逃往峒江，此时衡州、武岗、靖州、辰州、沅州、黎平等州郡均陷于清军之手。
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孙可望逃回贵州，自知大势已去，遣其大理卿杨惺先赴湖广、云贵、两广经略使洪承畴军帐，尽告云南、贵州大西军虚实，以作投降见面之礼。顺治帝闻奏大喜，“诏封义王，慰谕之。寻遣学士麻勒吉等赍敕印册封”。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二月，清廷在长沙举行孙可望册封典礼，旋即召他进京见驾。五月初二，孙可望到达北京。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次日，顺治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就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另外赐给府第、锦袍、朝衣、绸缎等，“又官其部将陈杰、刘天瑞等百余人，命隶汉军正白旗”。此时的孙可望红极一时，对清廷感恩戴德，并请求带兵南下云南追剿南明残余。清廷似乎对他并不放心，未予批准。
顺治十七年（1660），孙可望上疏辞去封爵，顺治帝不许，遣人安慰。不久孙可望卒于京城，死因不明，赠予谥号“恪顺”。其子征淇、征淳袭爵不久也不明不白死去。征灏再请求袭爵，御史孟飞熊上疏反对：“可望，献忠余党，久据滇、黔，负固不服。及为定国所败，穷蹙来归，滥膺非分。宜即停止，或以次降等。”经过朝臣商议，降其爵位为世袭慕义公，后来官至兵部尚书，谥号清端。其子再降袭一等，为阿达哈哈番（即汉文轻车都尉）。乾隆三十六年（1771），削去爵位世袭之名分。乾隆四十一（1776），诏令国史馆修编《明季贰臣传》，名为“崇奖忠贞”“风励臣节”，实际上明白无误地把投清的洪承畴、祖大寿、冯铨等一百二十余名前明文武大臣统统打入另册，视为“贰负之臣”，封王之爵的孙可望也在其列。尽管如此，他为百姓所做的一些好事仍被人们铭记不忘。
孙可望赋闲京城期间，时任延长知县舒畅，以本县包丁银负担过重上疏朝廷，孙可望也面奏皇帝请求减免，得到恩许，减轻了延长百姓沉重的赋税负担，又为本县驿站捐马十五匹。“自是人民复业，县治尚有一线存者，可望之功也。乡人建祠立坊，春秋祭报，世世载之”。其事见载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时任延长知县王崇礼所撰之《延长县志》。民国《延长县志》亦载，县城东门的孙可望祠与石牌坊当时尚存。此遗迹遗物悉已不见踪迹，诚为可惜！
（选自延安地方志丛书、段双印主编的《延安古代历史人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