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兴隆镇，我们休整了三天，一面开展群众工作，一面做好继续行动准备。这几天里，有两件事在我记忆中印象很深。
　　一件是吴政委召开的座谈会。进驻当天下午，吴政委就把政治部几名干部派出去，把清真寺的教主、阿訇和当地有名望的绅士请到军部做客。座谈会上，吴政委向他们讲明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告诉他们，红军进驻兴隆镇，只是稍作休整，一不催粮草，二不派捐款，三不拉民夫壮丁，不必担心；并向他们讲了红军规定的“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座谈会打消了客人们的顾虑。会后，整个镇子热闹起来了。我还用毛笔写了几张大布告，上面是“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第二天贴上街头，群众看后非常高兴。在布告的感召下，当时就有十几名回族青年报名参军。其中，有一个叫马青年，分到了我们政治部宣传队。
　　第二件事是军领导拜访清真寺。这是第二天上午，政治部做了些准备，军领导便带着相关人员前去拜访。队伍前面是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军的领导；他们身后，跟着很气派的军号队，几十把军号亮闪闪的，一路吹得嗒嗒响；军号队后面则是一块红光耀眼的锦缎匾额，由两个红军战士高高地挑在空中，匾上有四个金黄灿灿的大字：“德高望重”；接着，便是用十几张桌子抬出礼品：六颗银光闪闪的大元宝，六头色彩鲜美的大肥羊。这种阵势，在兴隆镇大概是头一回，队伍后面跟着好大一群看热闹的群众。一位老阿訇主持了拜访仪式。吴政委向老教主赠送了匾额和礼品，并向回民群众讲话，再次阐明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老教主也讲了一番表示感谢的话，并按照民族礼节，宴请了军领导。事后，老教主又领着清真寺的阿訇、地方绅士和回民群众，到军部驻地做了回拜，献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四个大字：“仁义之师”。
　　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普遍开展群众工作，进行助民劳动。街头巷尾，到处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军医院还为群众治病。我军以实际行动，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礼尚往来，回民群众也为部队做好事。比如，有两位回族妇女看到我军山顶上哨兵没吃饭，她们就提着一篮馒头送去。
　　第三天，我们离开兴隆镇。镇上男女老幼齐集街头，在马路两旁摆设香案，放上点心油果，敲锣打鼓，鸣放鞭炮，为红军送行。十几名回族新战士，也与父老乡亲告别。与我们刚进镇时的冷清相比，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场面。尤其让我们高兴的是，我们的言行让回族群众概括成了三个字：“红军好”，而且这三个字不胫而走，很快在陇东回民地区传开。以后，我军所过的回民地区，群众都结队相迎；许多回民老乡还自觉为我军报告敌情，充当向导，使我军得以迅速北上。
　　后来，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这里，也受到回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同志就住在单家集，离兴隆镇很近，他也切身感受到了红25军民族政策的影响。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在接见徐海东和程子华时，夸奖了这件事，说红25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可以说，在中国革命这盘棋上，将红25军称之为“过河卒”，恰如其分。他确实是红军长征北上的“当头卒”。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