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到今年夏天，我辗转延安各个红色革命旧址，带着虔诚、心怀敬意，近距离触摸历史痕迹、了解先辈事迹、感悟革命精神，并用一个个美篇、一首首诗歌，将它们留存在记忆中。
　　陕北的住所大多依山而建，所到之处都是一排排石窑洞或者土窑洞。我们的军队有时住在山沟里，有时住在山峁上。
　　时光远去，但那些古朴的窑洞、苍翠的古树，还有石头砌成的围墙、古色的大门，留下了永恒的记忆。旧址里，一个个文件、一张张图片、一段段影像，还有木桌、水壶、茶杯、煤油灯、土炕、土炉子和围坐的木墩，都是那段历史最好的见证。
　　“哒哒哒……”抗战的声音从宝塔山下传出，从陕北的土窑洞中发出。一份份电报、一个个号召传向战场、传向学生、传向全国、传向世界。不管敌人怎样围追堵截，听闻党中央的声音，四面八方的青年学生、爱国人士涌向延安，像凶猛的黄河水，一往无前，涌向心中向往的革命圣地。
　　“哒哒哒……”抗战的声音从宝塔山下的广播电台传向全国，听闻延安的指挥，革命战士浴血奋战，勇往直前。广播中，一个个胜利的消息，激励着全民抗战的热情。
　　清风徐吹，站在胜利山杜梨树下，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个重大历史时刻。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到达吴起镇。抵达前一日，党中央在张湾子村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认真讨论中央红军入陕后的作战方针等紧迫问题，决定对部队进行全面整顿，扩大红军队伍规模，组织游击队，以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扎根陕北。
　　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吴起镇召开。毛泽东同志站在众人面前，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对当前局势进行了深刻剖析。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这一时刻具有里程碑意义，宣告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同时，会议明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为党和红军在陕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35年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召开。此次会议聚焦部队工作、行动方针以及政治局常委分工等关键问题。经过审慎讨论，各项工作安排得以明确，为后续工作的有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党中央在此期间得知陕甘苏区正在进行错误的“肃反”运动，许多优秀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惨遭杀害，刘志丹等同志蒙冤被捕入狱。党中央果断行动，立即召开会议，下令停止这一错误的“肃反”运动，要求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指出陕甘晋省委在“肃反”中“错捕一批人，定系事实”，并迅速派王首道、贾拓夫等人前去释放被关押的刘志丹等同志，及时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冬阳下，我来到期盼已久的子长市。那是将军的故乡，也是“红色”浓烈的地方。
　　瓦窑堡会议，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会议。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市）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分析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新变化，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党在新形势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战提供了重要指导。
　　志丹县是刘志丹将军的故乡，也是我工作生活的地方，我对这片热土有着深厚感情。这片土地，人杰地灵、英雄辈出。
　　在志丹县，中共中央停留6个多月，在此召开了28次重要会议，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如同扭转乾坤的关键一步，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为抗战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志丹期间，党中央迎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报道了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从多个方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而艰苦奋斗和牺牲奉献的精神。
　　在一个夏日，乘车沿包茂公路去往洛川会议旧址。旧址边，土墙上的“七姊妹”花正在盛放。我跟随其他慕名而来的游客，静静地走进会议旧址，仔细端详着一桌一椅，思考着曾经发生的一切。
　　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指出，抗日战争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红军必须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必要时配合运动战，这是适应抗战形势的关键战略转变。洛川会议确立了全面抗战路线，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道路，为全国抗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战略指引。
　　回到宝塔区，在讲解员小刘的带领下，我参观了枣园、杨家岭等革命旧址，听着动人的抗日故事，感受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站在宝塔山上，依稀听见号召抗战的动员声、红军战士英勇的杀敌声、人民群众对胜利发出的欢呼声。巍巍宝塔山，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困苦中，为抗战胜利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与英明决策。它是历史的丰碑，激励着后人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