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宾樊高林
　　主持人宁滢：本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延安市政协退休干部樊高林。樊高林1953年9月生于子长市，中共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延安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谢子长研究会会长。1977年8月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7年，后从事行政工作。先后任延安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延长县人民政府县长，延安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常务副主任，延安市政协主席，2013年退休。与曹树蓬合作校点出版了明代弘治本《延安府志》，清代康熙本《延安府志》；校点出版了清雍正本《安定县志》；编注出版了《杜少陵鄜延诗辑》；出版了文集《延安礼赞》。完成了《延安市志（1997—2010）》的总纂辑工作。
　　宁滢：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回望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我们深知这场胜利的来之不易。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延安更是抗战胜利的战略指导中心，这些都功垂中华史册。您能先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以及我国在这场战争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吗？
　　樊高林：抗日战争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全面争取民族解放，捍卫独立自主的正义战争，是战胜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拯救人类文明的殊死较量。抗战的胜利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终结了百年来外国列强的侵华历史，赓续了中华民族前仆后继、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的传统基因，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在14年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中，我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流离失所难民9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以1937年比价计算）。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老幼，超越民族、党派界限，共同御敌，浴血奋战，最终将日本强盗赶出国门。
　　宁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抗战胜利的重要保障，而瓦窑堡会议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您能详细讲讲瓦窑堡会议是如何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吗？
　　樊高林：党中央率领红军北上抗日，1935年8月1日，中共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参加最广泛的反日民主统一战线”。1935年10月19日，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之前红二十五军于9月15日先期到达陕北延川永坪镇，与陕北红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组成红十五军团，开始第三次反“围剿”，与东北军在劳山、榆林桥打了两个战役，取得胜利，为中共中央落脚陕北打开一个安全环境。11月21日至24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十五军团“兄弟般的团结”打胜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为中国共产党将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取得陕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
　　1935年12月13日，毛泽东进驻瓦窑堡，17日至25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并将我党在瑞金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议还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把“反蒋抗日”调整为“劝蒋抗日”，争取一系列措施，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宁滢：红军东征以及之后的西安事变，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期间有哪些关键事件呢？
　　樊高林：1936年2月，毛泽东亲自率领红军东征，打过黄河去，宣传抗日。这时榆林桥战役俘虏的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请求放他回去，向张学良报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情况。张学良听了高福源报告，让其再去瓦窑堡提出与中共派员进行秘密会晤。2月25日，中共派李克农、钱之光在洛川与张学良会谈，达成东北军与红军停战的秘密协议，并提出再与中共高层进行秘密谈判。4月9日，中共派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67军军长）、刘鼎（地下共产党员、张学良秘书）在延安城内基督教浸信会教堂举行会谈，达成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的秘密协议。张学良给周恩来赠送一部电台，双方交换了联络密码，并答应让红军在西安建立一个秘密联络处（后来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红军东征75天后回师陕北，5月15日至17日在延川太相寺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东征，部署西征，接应还在长征途中的红二、红四方面军。1936年10月10日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11月下旬，蒋介石部署山城堡战役。红军以3万兵力战胜了国民党5个整军的兵力，扭转了红军被围剿、难以生存的困境。
　　山城堡战役没有达到消灭红军的企图，蒋介石非常恼火，12月初便亲自来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蒋介石下榻在临潼华清池行辕，随行的十几个大员住在西安城内。张学良面谏蒋介石，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大为不满。12月11日晚，蒋介石在临潼召见陈诚、朱绍良、张学良、杨虎城、蒋鼎文、卫立煌，宣布命令，临阵换将。命令由蒋鼎文接替张学良的兵权，卫立煌接替杨虎城的兵权，由中央军接管东北军、西北军，组成西北剿共前敌司令部，由蒋鼎文任司令。张、杨两位将军兵权被剥夺，最后下定决心，背水一搏，发动“兵谏”，逼蒋抗日。12月12日晨，扣蒋成功，张、杨两位将军向全国发出“兵谏”通电，并电告中共请求帮助，中共在保安（今志丹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电告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中共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决定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
　　12月17日，中共派周恩来一行8人赴西安参加和平谈判。南京临时主政的何应钦主张武力讨伐乱臣贼子张学良、杨虎城，命令刘峙为讨逆军前锋，率领重兵向潼关进发，解救委员长。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宋子文带领澳大利亚军事专家端纳赴西安，参加和平谈判。
　　12月24日各方达成六项和平协议，中共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宽大胸怀受到社会各界拥护。国共联合抗日，使中共和红军有了生存空间，终止了被“围剿”的困境。
　　1937年1月7日，东北军撤离延安，红军和平接管延安，1月13日，党中央进驻延安。之后，中共多次派人去南京要求蒋介石落实西安事变达成的协议，一致抗日。蒋介石不履行承诺。
　　清明节前，中共提出两党共同祭拜人文初祖黄帝陵。4月5日国民党派张继，国民政府派顾祝同，中共派林伯渠共祭黄帝陵。毛泽东亲自撰写祭文。这次祭陵被称为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同宣誓，有的学者也将毛泽东的祭文比作抗日救国的“出师表”。
　　宁滢：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在抗日方面有哪些重要的举措呢？
　　樊高林：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肆向华北地区进犯。7月8日，中共发表《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统一抗战。这时蒋介石在庐山疗养。中共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判，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8月2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达改编命令。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下达改编命令。八路军编制3个师，115师、120师、129师，任命朱德为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9月22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共在延安的合法地位。之后又将中共在南方8省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这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宁滢：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八路军在战场上有哪些亮眼的表现呢？
　　樊高林：9月25日，林彪、聂荣臻率领八路军115师，在友军的配合下，在山西繁峙县平型关伏击日军首战告捷，歼灭坂桓师团一部1000多人，捣毁军车100多辆，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这是中国军队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国人的抗日斗志。
　　10月，贺龙率领的120师在雁门关、娘子关一带歼敌1000多人，开辟了以大青山为中心的绥中、绥南、绥西抗日根据地。
　　129师在刘伯承率领下，在晋东南太行、太岳地区建立人民政权和抗日根据地。特别是陈锡联指挥奇袭山西代县的日军阳明堡机场，炸毁敌机24架，削弱了日军的空中支援和打击力量。此战受到蒋介石的嘉奖。令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刮目相看，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对日作战。
　　宁滢：我们知道，在抗战过程中，党的方针政策非常关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当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樊高林：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明确指出在党内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任务，强调必须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回到延安，否认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反对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主张普遍实行运动战、阵地战，并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代表中央发表宣言、决议，严重干扰了党的全面抗战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1938年3月，中共派王稼祥驻共产国际，并说明中国抗战情况和中共策略。8月王稼祥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同意中共的正确政治路线，中共要以毛泽东为首统一领导。这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创造了条件。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延安桥儿沟召开，会议批判了王明的右倾错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同时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全面战略规划，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步调，为党担当起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艰巨任务创造了条件、拨正了方向。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由1938年的5万人发展到1940年的50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华南建立了16块抗日根据地。
　　宁滢：日军在华北实行的“囚笼政策”“三光政策”非常残酷，八路军是如何应对的呢？百团大战的意义又是什么？
　　樊高林：1938年至1940年，侵华日军对华北实行“囚笼政策”“三光政策”，出动千人以上兵力“大扫荡”109次，总兵力50多万人。1940年8月八路军在彭德怀指挥下，组织105个团，20万兵力向日寇发起大规模进攻。历时3个半月，进行1824次战斗，歼敌2.5万余人，俘虏1.8万余人。百团大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分割包围，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斗志。
　　宁滢：日军对延安的轰炸和进攻给延安带来了巨大损失，延安军民是如何坚守的呢？
　　樊高林：百团大战期间，日军伺机对延安实施打击报复。先后从山西临汾、运城派飞机对延安频繁轰炸。1938年11月20日，日军7架飞机空袭延安，炸弹集中投向凤凰山中央机关周围。毛泽东等领导和机关被迫转移到杨家岭。至1941年10月，日机共轰炸延安17次，出动战机180架次（1940年4月2日43架次），共投弹1690枚，共造成军民伤亡400多人，炸毁公房1176孔（间），民房14452孔（间），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的基督教浸信教堂及94间房舍（当时的交际处）被炸毁，损毁粮食34万多斤。延安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没有屈服。
　　1938年至1940年，日本侵略者妄图重兵突破黄河防线，进攻延安。萧劲光率领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在府谷至宜川500多公里的河防线上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先后击退日军70多次渡河强攻，经过吴堡军渡、延长马头关等处血战，粉碎了日军进犯延安的企图，保卫了党中央抗日总后方的安全。
　　宁滢：除了大陆的军民，台湾同胞在抗战中也有不少贡献吧？
　　樊高林：全面抗战爆发后，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积极响应祖国号召，1938年夏，在中共浙江省委支持下组织抗日义勇队，并在队内建立秘密党支部。义勇队以“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为宗旨，转战闽、浙、赣东南抗日前线，开展宣传鼓动、战地救护、药品生产等活动。1942年夏，李友邦率领台湾义勇队在厦门成功执行对日三次军事行动。这支队伍在大陆抗战7年，足迹遍及东南各省。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李友邦率队回到台湾，升起第一面中国国旗。李友邦的“复疆”题刻至今仍矗立在厦门五老峰，成为两岸同胞共同抗战的历史见证。
　　宁滢：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文艺作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哪些经典的作品至今仍被人们传颂呢？
　　樊高林：在抗日军民奋勇杀敌的同时，文艺战士为抗战吹响冲锋陷阵号角。
　　1935年，田汉、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凝结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集体意志，发出了不愿做亡国奴的怒吼。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37年7月，麦新在上海根据国军29军赵登禹将军的大刀队长城战役英雄事迹，创作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表现了中国军民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
　　1938年7月，桂涛声作词、冼星海作曲的《太行山上》大合唱，振奋了抗日军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
　　1939年3月，在抗日战争艰难的相持阶段，由光未燃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表现了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激励广大军民奔赴抗日前线，前仆后继，奋勇杀敌。鲁艺排演后，唱响全国。
　　1939年10月，公木作词、郑律成作曲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大振军威。
　　1943年，牧虹作词、卢肃作曲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鼓舞抗日军民团结战斗，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广大文艺战士的其他文艺作品也为抗战发挥了极大鼓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