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跳蚤，插队前在北京，我只是在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格斯基的《跳蚤之歌》中知道这个名词，但其为何物，只闻其名，不见其形。到了陕北，才有了真正的体会和认识。
　　第一次认识跳蚤，是在陕北掏羊圈的时候。羊圈里跳蚤奇多，老乡们都卷起裤腿，怕跳蚤上身，我也学着做。须臾之间，就觉得腿上有许多活物在跳跃，低头细看，只见密密麻麻的红色小虫竞相逞强。借助透进窑洞的光，可看见那“跳蚤大人”的尊容：紫红发光的身体，前腿短、后腿长，比小米粒还小，一副短小精干的样子。
　　由于不断活动和拍打，在羊圈里还没受到跳蚤过深的刺激，可到了晚上，当盖上被子，昏昏欲睡时，忽觉后背、肚子上，有许多小东西上蹿下跳。一阵折腾后，皮肤奇痒，睡意顿时全消。点上煤油灯一照，腿上、肚子上一排排小红包；掀起炕席，只见跳蚤砰砰乱蹦，逮也逮不着。
　　一天可以将就，天天如此，谁也熬不住。同村的一个哥们实在受不了这种煎熬，就买了瓶敌敌畏，睡前往自己的肚子上、后背上原汁原味地涂了一层。这回倒好，跳蚤不上身了，本以为能睡个踏实觉，不料一会儿，背上、肚皮上就烧起了一排排大水泡，疼痛难耐，彻夜不眠。第二天裤子都穿不成，在家捂着被子，歇了两三天。
　　经过这事，倒有了对付跳蚤的办法：经常在炕席之下喷些敌敌畏，多少能对跳蚤有些控制。跳蚤的跳跃能力极强，徒手捕获几乎不可能，但我们村有个叫冯清元的老汉，逮跳蚤是把好手。干活歇晌时，大家都坐着晒太阳、抽旱烟，就见冯清元把手伸进裤子里，东摸西摸，猛地眉头一皱，手就捏出一个带血的小跳蚤来。反反复复，每次都不空手。这是本事，村里就他独一无二。我多次向他请教，他“嘿嘿”一笑，婉言拒之。这是他的专利，哪能轻易传人。
　　来陕之前，从未和虱子谋过面，初次相识，是在来村一个月左右。刚到村里十来天，就觉得周身瘙痒，腰际、腋下、大腿根起了不少疙瘩，不是跳蚤所为。跳蚤咬的排成队，而这些疙瘩呈散点自然分布，多在身体温暖隐蔽处。原以为是水土不服，适应一段自会消失，可瘙痒与日俱增，哥几个个个抓耳挠腮，实在忍受不了，便相约下沟去洗澡，干净一下，兴许能好一些。
　　我们村沟底下有一处深潭，潭水清冽，深有丈余。飞瀑从岩石上跌落，又沿石坡一泻而下，周边景致极佳：垂柳婆娑，黄灰色的潭壁像碗一样，盛着一钵清水，如同《西游记》中描绘的盘丝洞的泉水一般。我们脱光衣服，坐在瀑布下，任泉水冲刷，那叫一个痛快。
　　洗过澡，准备洗脏衣服时，有位哥们拿着衣服大呼小叫起来。大伙挤过去一看，那哥们的衣服里，一行行排列整齐的、形似小芝麻的半透明白色小卵，密密麻麻。顿时倒吸一口冷气，头皮发麻，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查看自己的衣服，个个都如此。有的上面还扒着形似小蜘蛛的白色小虫，肚子血红，肥头大耳，一动不动。这为何物？大半是老乡所说的虱子和虮子吧？再看看身上的大疙瘩，总算找到了答案——都是这东西干的。
　　自此，我与虱子、虮子便结下不解之缘。从陌生到熟悉，从惊悸到自然，这也算是个飞跃，可谓融入陕北农村生活的重要一步。每逢地头歇晌，我们也和老乡一样，解开衣物，也不避着婆姨女子们，开始摘虱子、挤虮子。来一拨，挤一拨，虽说消灭不干净，但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其实男人长虱子不可怕，比如头发上长虮子，剃个光头也就解决了。可女知青就不好办了，好多女知青头上长虮子，摘也摘不下，洗也洗不净，只好剪成短发，弄得个小子不像小子、姑娘不像姑娘的。
　　每逢回到北京，可算是遭了罪。到了家门口，我妈总把我挡在大门外，叫我脱个精光，把所有衣服都扔在外面，才能进家。然后支起大锅，把衣服煮个透。这种待遇年年享受，我也不怪我妈，谁让我是个跳蚤虱子的传播者呢？
　　关于跳蚤与虱子的“协奏曲”，我“唱”了三年多。这是多么令人难忘和寻味的“ 乐曲”啊！每个陕北知青都会“唱”，“唱”得是那样酸楚、动人又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