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宁滢
    ●    嘉宾李海际

　　主持人宁滢：本期嘉宾李海际，大学学历，延安市人。中共延安市委党校、延安干部培训学院教授，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特聘专家，延安市精神研究会理事。曾任延安市委党校公务员培训办公室主任、教务处处长、校委办公室主任等职务。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特别是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教学研究工作。
　　宁滢：据了解，党的速记工作是从延安开始的，这背后有怎样的契机？
　　李海际：1937年11月底，因为王明从苏联回到了延安，大家听他讲在苏联速记的所见所闻，党的“十二月会议”决定召开七大，需要大批文稿记录人员，王明介绍了苏联的速记工作。比如，斯大林在各种会议上讲话的时候，会有几十名俄文速记员在现场记录；会议一结束，就可以把斯大林的讲话很快整理出来，印发给参会者。中央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就决定办一个速记人员训练班，培养速记人员，为大会服务。
　　宁滢：速记工作操作起来难度如何？
　　李海际：速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没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是很难胜任的。在速记过程中，往往会碰到一些理论、知识、语言等方面的难点，可能听不懂、记不下。即使记录下来了，也很难准确地翻译出来。重要领导人的讲话，如果当时记不下来或记不清楚，事后也常常无法再问。1938年春，党中央决定举办速记人员训练班，培养一支高素质的速记人员队伍，为党日益发展壮大的革命事业服务。当时对速记员的要求是很高的，做速记工作，政治和文化条件等方面要求非常严格。标准是：政治上是共产党员，或者已具备入党条件；文化上要求是高中以上程度。其他条件：年龄在20岁左右的未婚青年，脑手反应比较快，身体健康等。
　　宁滢：第一期中央速记训练班是怎样的情况呢？
　　李海际：1938年4月，在中宣部的主持下，延安成立了第一期中央速记训练班，地址设在延安城内征用的一个四合院，学员20名，他们是从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选调的，男女青年各半。训练班唯一的教员张霁中，学的是《王怡简式速记学》。当时延安的条件很艰苦，没有教室，就露天教学；没有桌椅，每人一个木凳，一块报纸大的木板，几支铅笔，一把小刀；没有教材，张霁中自己编，自己刻蜡版、印刷，一边编一边教。这期培训班1938年8月结业后，学员们就被分配到中央秘书处、边区政府、安吴青训班等几个重要机关做速记工作，如张重去了中央军委第一秘书室。1939年又办了第二期培训班，学员30人。我们一般把这个时期称为我们党速记工作的开创时期。
　　宁滢：速记是如何被普及并大量使用的呢？
　　李海际：从1939年开始，“王怡式速记法”在延安党政机关会议、讲话发言等文秘工作中被大量使用，毛泽东戏称其速记符号为“豆芽菜”，肯定了其在记录效率与实用性上的优势。1939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成立了速记室，王首道当时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主管速记室工作。中央对速记员要求很严，记录不失原貌，文字要通顺，书写要整洁，曾三主任还要求把领导讲话的作风和语气反映出来，这支队伍可以说是埋头苦干，胸怀大志，甘当小兵，博文广识。在延安时期，对于毛主席和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全党上下、全国各地都是十分重视的，或存档、或在报刊上转载、或由新华社发表、或在电台上广播，所以，当时速记工作的顺利完成对于指导抗战、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开展整风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宁滢：后来速记工作是如何进一步发展的？
　　李海际：1940年后的一段时期被称为我们党速记工作的大发展时期。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共中央、西北局都需要配备大量速记人员，部队及各抗日根据地都希望党中央为他们输送速记人员。所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同中央西北局办公厅，先后又办了几期速记班，每期三四十人不等，从边区的各个院校、机关单位抽调年轻高素质人员来学习速记。1943年，为了准备召开七大，党中央决定，再培养补充一批高素质的速记人员。从1938年至1946年，党中央在延安先后开办了6期速记训练班，培训了200多名高素质速记人员。这些同志毕业后，陆续分到中央各部门、边区政府和各革命根据地，他们埋头工作，为党记录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
　　宁滢：延安时期的速记工作形式主要有哪些呢？
　　李海际：第一种就是做大会记录。速记室的主要任务是记录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各种会议上的重要报告和讲话，最重要和集中的会议就是整风时期的各次会议，以及后来的七大。第二种是记录各种中小型座谈会。第三种是为领导同志起草文稿、讲话服务，就是由他们口述，速记人员记录。第四种是谈话记录。就是中央领导人接见干部或客人时的谈话记录，如1946年8月，毛泽东的《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是出自这次会见的谈话记录，由新华社公开发布远播国内外的。还有就是1942年审干时，中央领导同志找个别人谈话等速记形式。
　　总之，延安时期，党中央、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各种会议及各种专业会议都要速记，当时的领导人大多数讲话只是列个提纲，即兴发挥，由速记员记录整理成文，所以说延安的速记工作意义重大。
　　宁滢：党的七大召开时，速记工作又是如何开展的呢？
　　李海际：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当时，为了保证记录准确无误，专门成立了记录科，下设两个股，即汉字记录股和速记股。速记股的同志记录整理后，由汉字记录股的同志对照汉字记录核对。这支为七大而建立的速记队伍，记录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参会同志的所有报告和讲话，包括大会所有参加会议人的发言。在党的七大上讲话发言的人很多，都被速记人员记录下来。如今，《愚公移山》的速记手迹就摆放在毛主席纪念堂供人们展览，令人非常感慨。
　　从1939年到1945年七大召开为止，速记在党中央的各项活动、特别是中央领导人的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为党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
　　宁滢：当时速记人员面对繁重工作，中央领导对他们又有怎样的关怀呢？
　　李海际：速记工作是很艰苦的，特别是赶上会议比较多的时候，速记任务就很重。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好的自动化办公条件，一般都是白天记录，晚上翻译，白天记录一小时，晚上就要翻译三小时，还要复写出来。大家就在小油灯下工作，中央领导人十分厚爱这批无名英雄，对速记人员要求很严，但也非常关心大家的生活，晚上加班时安排夜餐，有段时间每人每月发6斤小米津贴，形势好转了，又改为猪肉津贴。1941年1月，边区财政十分困难，冬天特别冷，速记员在大会上做记录时，没有穿棉鞋，也没有袜子穿，就是用一块布包在脚上，穿着草鞋。西北局财经办主任贺龙元帅看见了，亲自批条子，给速记员每人发了一双毡窝窝。还有，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期间，天气很热，速记员们都热得汗流浃背。刘少奇同志走过来说：“老朋友又见面了。”说着递给速记员每人一块西瓜解暑。中央领导对速记人员无微不至的关心，使大家倍受鼓舞，工作再累、生活再艰苦，心里也是高兴的。速记员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很多，毛主席对大家很关心，每次大会他都让速记员们坐得近些，好听得更清楚。主席还交代李富春同志，说要让速记员吃好睡够，好有充沛的精力做速记，毛主席开完会和大家一起吃饭时，还常常把自己的一份好菜分给速记员吃。后来大家一见毛主席端着盘子过来，就赶紧捂住自己的碗，怕毛主席又给他们夹菜。毛主席有时作完报告，还把做速记的年轻人拉上他的卡车，开到合作社用自己的津贴请他们吃一顿。
　　宁滢：抗战胜利后，延安的速记工作有什么变化？
　　李海际：抗战胜利后，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大批干部离开延安，开赴前线，人员分散了，延安的速记技术也被带到了各个解放区。东北局、晋察冀、热辽分局等解放区都纷纷开办了速记训练班。这样，速记应用的范围就更大了。1948年，一部分速记工作者随中央到了西柏坡，他们在西柏坡也办了一期速记训练班，学员们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全国土地会议做记录工作，圆满完成了这两次重要的历史性记录任务。延安时期的速记工作不仅在我们党的中央机关和各个解放区以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党的秘密工作领域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宁滢：延安的速记工作者为党和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您能总结一下他们的功绩吗？
　　李海际：延安速记工作者为党政军重要会议做记录，留下珍贵的历史档案，他们长期为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毛主席的多次重要演讲、报告、谈话做记录，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延安的速记人员，他们胸怀大志，无私奉献，甘当小兵，不计名利，精益求精，埋头工作，一片丹心，一支铅笔，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以及新中国速记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才使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吉光片羽最终化为严整的鸿篇巨制，为党和国家保存了大量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