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这一论断阐明了精神生产的物质性根基，为剖析特定历史条件下精神成果的生成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遵循。延安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进程中孕育的标志性精神结晶，其生成逻辑与价值底蕴正是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深刻体现与实践回应。立足新时代，自觉运用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哲学视域，深入解析延安精神的内在生成机理与持久价值根基，不仅是深化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理论自觉，更是凝聚民族复兴磅礴力量不可或缺的思想根基。
　  一、精神生产理论视域下延安精神的生成逻辑
　　延安精神作为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核心内容。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中所蕴含的主体性、实践性与发展性逻辑为深入解析这一精神形态的生成机理提供了学理框架。其中，人民主体性奠定精神生产的根基，实践性实现其价值转化，发展性则保障其在历史演进中永葆生机。
　　（一）精神生产的主体性逻辑：人民主体与延安精神的人民性立场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延安精神的铸就，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精神生产中“人为主体”核心思想的把握与践行。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这一论断既明确了精神生产的主体是处于具体历史情境中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个人，而非抽象的观念载体；又指出这些主体的精神生产活动必然受制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条件和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体系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根本动力均源自并实现于人的实践活动，这构成了马克思群众史观的核心逻辑。基于此，马克思强调创造历史的“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这一理论革命性地内化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理论与实践的层面真正确立了人民的核心主体地位。价值取向上，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实践路径上，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历史发展；效果评价上，将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通过将人民群众置于价值主体、实践主体以及评价主体的核心立场，使得延安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历久弥新的精神标识。
　　（二）精神生产的实践性逻辑：效能导向与延安精神的行动性特质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强调精神生产绝非脱离现实的纯粹思辨活动，而是源于实践、经由实践确证其真理性，并最终通过实践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实践作为联结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桥梁，在精神生产的效能转化过程中居于决定性地位。马克思指出：“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深刻阐明，精神产品的价值实现，根本依赖于主体将其付诸实践的对象化活动。延安精神的形成，正是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实践转化逻辑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历史性呈现。首先，延安精神的生成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精神生产本质上是对特定历史阶段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存在形态的反映。延安精神正是对延安时期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阶级解放的历史诉求以及根据地建设的生动实践等一系列“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的理论升华与价值凝练。面对严酷战争、经济封锁与落后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实施精兵简政等一系列立足实践、改造现实的伟大创举。这些实践本身不仅孕育了延安精神，更以其鲜活的经验与内涵，不断充实与塑造着延安精神的具体形态，赋予其鲜明的实践品格。其次，实践是检验延安精神真理性与实现其效能转化的唯一途径。马克思强调：“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延安精神在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中被证实，并在历史进程中持续接受检验，最终其价值在实践中得以升华。这一从实践到理论、再回归实践的完整历程，深刻诠释了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效能转化的实践性逻辑。
　　（三）精神生产的发展性逻辑：历史嬗变与延安精神的时代性品格
　　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深刻揭示了精神生产的历史具体性与时代发展性，强调其并非抽象静止的孤立存在，而是深植于特定历史阶段，深刻反映时代变迁并随之动态演进的价值创造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阐明了精神生产随社会存在演进而动态变化的本质。正是基于精神生产这一重要特性，科学把握延安精神的价值内涵与发展逻辑，必须坚持从共时态的整体视角与历时态的动态视角相结合的方法论出发进行研究。一方面，从历史具体性来看，延安精神深刻凝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是这一时期社会存在、革命任务、阶级诉求与政党使命在精神层面的集中反映与高度升华，是理解延安时期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核心精神密码。另一方面，从时代发展性来看，延安精神并非局限于特定历史范畴，其基于人民立场的根本价值取向、深植于基本国情的现实观照以及通过实践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特质，使其能够不断被赋予契合时代任务的新内涵，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永恒的精神动力与行动指南。因此，延安精神既在特定历史土壤中凝结为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精神形态，更因其核心价值与实践特质的恒久活力而不断实现着与时代任务的创造性结合，彰显出超越时空的、动态发展的时代性品格。
　　二、延安精神驱动革命实践的内在机理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深刻阐明，精神生产受特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同时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与相对独立性。延安精神，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物质匮乏、阶级矛盾尖锐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作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和革命实践的领导者，组织进行伟大精神生产的结晶。它绝非脱离现实的抽象观念，而是特定时代需求与阶级意志的深刻映现，是能动地作用于革命实践的强大精神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党通过以人民立场凝聚革命伟力、以从严治党锻造先进组织、以倡导艰苦奋斗激发实践动能，实现了精神力量向革命物质力量的辩证转化。
　　（一）主体性建构：以人民立场凝聚革命伟力
　　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延安时期，党将这一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转化为革命实践的根本遵循，始终将人民群众置于革命主体的核心位置，坚定不移地贯彻群众路线。1945年，在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毛泽东以“民主”新路作答，强调：“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一理念在边区政权建设中得到创造性落实。立足农村实际，边区推行“豆选法”“背箱法”等多样化普选形式，并通过构建参议会监督、司法监督、新闻监督等多种形态的民主监督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的有效监督，使人民在实质上成为国家主人。同时，土地问题是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核心问题，也是革命实践的关键环节。在革命战争时期，党通过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以及根据斗争形势适时调整土地关系，既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切实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经济权益，又极大地激发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保卫家园、支持革命的积极性。在这一过程中，党兼顾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有利于团结大多数地主和资产阶级共同抗日，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些深刻的革命实践，不仅解决了现实斗争的核心问题，更在党群互动中升华凝结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延安精神的核心立场。这一立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精神成果，并非对革命实践的简单被动反映，而是深刻内化于党的价值追求与行动纲领之中，对革命实践产生了强大的能动反作用力。它指引党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中广泛团结民族力量，持续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主体性与创造力，为最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不可撼动的群众基础。
　　（二）组织性保障：以从严治党锻造先锋力量
　　延安时期，党深刻认识到建设一个坚强领导核心对于革命胜利的关键意义，通过系统性从严治党的实践，锻造高度自觉、纪律严明的先锋力量。在思想建设层面，党将思想建党置于首位，通过整风运动破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思想桎梏，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延安精神注入了求真务实的思想内核。在干部培养方面，党中央陆续创建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等十几所干部学院，为抗战培养了大批兼具政治素养与军事才能的骨干力量，为革命实践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在纪律建设方面，严格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是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保障。毛泽东强调，身为党员，铁的纪律是非执行不可。边区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法规，对贪污腐败行为予以严厉惩处。1937年，红军将领黄克功逼婚未遂枪杀女学生一案，党纪严于国法得到典型彰显，尽管黄克功立有战功，但仍依法判处其死刑。毛泽东在致雷经天的信中进一步强调：“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此案的处理，彰显了党纪的严肃性，维护了党的形象。这一系列从严治党的实践创新，塑造了延安精神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理念的核心内涵。从严治党实践作为物质生产性的实践活动，孕育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延安精神这一精神成果。延安精神又反作用于革命实践，为革命提供方向指引和动力支持，形成了实践孕育精神、精神反哺实践的辩证循环。正是这一辩证规律，使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始终保持高度纯洁性，为革命力量不断巩固壮大奠定了坚实根基。
　　（三）实践性转化：以艰苦奋斗实现生存发展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为延安精神的鲜明底色，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凝聚民心、巩固队伍的基本要求，更是其驱动革命实践、实现生存发展的关键动力，这一过程深刻体现了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中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关系。延安时期，面对严酷的物质封锁与匮乏，党领导边区军民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内核转化为大规模的物质生产实践，成功突破生存困境。其中，八路军三五九旅奔赴南泥湾垦荒的壮举，正是这一过程的生动展现。在军民共同的努力下，部队不仅实现了吃用全部自给，每年还给边区政府上缴公粮，将南泥湾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这一伟大历史实践有力印证了精神意志对物质领域的能动作用，艰苦卓绝的物质条件非但未能摧毁革命意志，反而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钢铁意志驱动下，转化为推动物质发展的强大力量。与此同时，革命主体的精神品质也在此过程中得到深刻淬炼与升华，抗日军政大学露天上课，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在简陋条件下创作出鼓舞人心的作品，等等，这一系列实践磨砺，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力量超越了基本生存维度，升华为支撑军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坚定革命必胜信念的强大主体性力量和内生动力，实现了精神生产对革命主体的深度塑造。这种精神力量的有效性与持续性，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保障。毛泽东同志“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的理念，内化为边区的普遍共识与制度要求，使反对铺张浪费成为自觉行动。因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革命实践的必然产物，又是通过主体的对象化活动能动作用于革命实践的关键力量。它不仅为生存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更锤炼了革命主体的意志品质，成为党最终夺取革命胜利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三、延安精神回应时代挑战的当代价值
　　在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视域下，延安精神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践生成的精神产品，其蕴含的价值在新时代持续彰显强大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阶段，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延安精神通过涵育具有坚定信仰和奋斗精神的个体、锤炼永葆先进性和战斗力的政党，进而引领国家在复杂变局中锚定方向汇聚伟力，为应对当前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深层的价值支撑、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清晰的实践遵循。
　　（一）精神涵育个体：筑牢价值坐标，砥砺奋进品格
　　在现代化进程急速推进的时代语境下，个体普遍面临价值迷惘、精神异化与主体性弱化等精神困境，亟须确立坚实的价值坐标与精神支柱。马克思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揭示了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性在于其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景中强进一步阐释，“精神生产是社会主义或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条件。”这表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积极的社会实践和精神追求得以实现。在此背景下，延安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精神成果，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价值内核，为个体突破精神困境、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精神指引与力量源泉。首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个体在价值多元冲突的迷局中，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和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为内核的精神坐标，为个体价值选择提供终极依据。其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个体立足客观实践、破除思想桎梏的思维利器，它引导个体能够在信息纷扰与观念碰撞中明辨真伪、洞察本质，为价值判断提供科学方法论支撑。再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深刻回应了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性本质的论断，引导个体在服务社会的实践中实现个体价值的社会性升华，将个体发展融入集体进步之中。最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锻造个体能够直面挑战、锐意进取，激发个体不断加强战胜困难、开拓创新的内在精神驱动力，为践行价值理想、实现全面发展提供坚韧不拔的意志保障。由此可见，延安精神为个体在现代化洪流中锚定了精神航标，为克服精神困境、复归人的类本质并最终趋向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二）精神锤炼政党：永葆先进本质，巩固执政根基
　　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光辉典范，为党在新时代永葆先进性与纯洁性、巩固长期执政的根基，提供了精神指引与实践启迪。首先，延安精神始终将人民至上奉为根本立场。新时代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时刻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传承并发扬延安时期“只见公仆不见官”所彰显的党群关系的本质特征与崇高境界，确保党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厚植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其次，延安精神鲜明要求党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必须深刻认识“三个务必”要求与延安精神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与时代价值。要将艰苦奋斗精神深植于全体党员干部的精神世界，内化为坚定的政治品格与行为自觉，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奋发有为的政治本色。再次，延安精神高度重视铁的纪律对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作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同向发力。要将严明的纪律要求切实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行为规范与高度思想自觉，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筑牢党的团结统一。最后，延安精神深刻启迪必须构建系统完善的权力监督体系，发扬延安时期民主监督的优良传统，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强化党内监督的主导地位并促进其与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形成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继承并创造性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思想，提出了以党的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大力传承和弘扬延安精神，必将为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入推进伟大自我革命、锻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核心，提供不竭的精神源泉与强大的实践动能。
　　（三）精神铸魂国家：坚定道路自信，汇聚复兴伟力
　　延安精神作为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与中国革命伟大实践的精神结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精神资源。首先，延安精神以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与道路抉择，深刻揭示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凝聚国家意志、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抵御各类风险挑战的根本政治前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遵循与方向保障。其次，延安精神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赋予新时代立足基本国情、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强大的方法论自觉与实践定力。为持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为破解发展难题、开辟发展新境界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再次，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斗争中锻造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崇高民族精神标识，其所蕴含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和革命英雄气概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国家认同感、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心，更成为激励全体人民团结奋斗、攻坚克难、矢志追求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精神纽带与内生动力源泉。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延安精神中所彰显的独立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坚定信念、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发展的奋斗精神以及追求和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正是这种“公共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持民族主体性、探索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参照，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贡献了源自中国实践的东方智慧。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新时代赓续与弘扬伟大延安精神，既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对其独特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消解，更须超越将其视为静态历史遗产的简单回顾。要以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为指导，深入发掘延安精神的丰厚历史内涵，立足当下实践，不断激发主体创造活力，开辟精神生产新境界，铸牢“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历史自觉。唯有如此，延安精神方能在深刻回应时代课题中焕发恒久生命力。
　　（作者单位：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