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宾韩东峰

　　主持人宁滢：欢迎本期嘉宾，韩东峰，1960年12月出生，陕西省宜川县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历任中共延安市委党校副校长（正县级）、法学教授。现任延安市政法委执法监督员、延安市人大法工委委员、延安行政法学会会长、延安行政法首席咨询专家、延安行政复议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延安市公检法疑难案件专家组成员、延安仲裁委员会委员等。
　　宁滢：首先请问延安时期为什么要从严治党？
　　嘉宾韩东峰：延安时期从政治从严、制度从严、监督从严、惩腐从严、作风从严和领导示范等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取得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党新时代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工程具有借鉴意义和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之所以要从严治党，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蔓延，影响党的团结统一；二是贪污腐败增多，影响党的生存发展；三是党员人数剧增，影响党的组织纪律；四是官僚主义成风，影响党的干群关系。
　  宁滢：政治从严为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时党是如何具体推进从严治党的？
 　 韩东峰：从延安时期，我党就始终坚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一是制定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立了全党服从中央的政治原则；二是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是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执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度安排——选举制、报告制、服从制、执行制；四是制定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现象，明确从中央委员到每个党员都必须过组织生活。通过上述方法，维护了党中央及全党的核心，确保党的团结统一。
　  宁滢：完善的制度是保障，在制度建设方面又是如何做的？
　  韩东峰：延安时期，我们党重视制度建设，不断健全制度并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第一，制定颁布法律法规。党先后制定《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宪法性文件，并颁布了刑事、民事、廉政、司法等部门法律条例。第二，建立干部管理制度。实行了干部培养制度、教育制度、考核制度、报告制度、交代制度、任用制度、学习制度、奖惩制度等，做到了严管干部。第三，实行统一财经制度。实行统一财经制度，堵塞了制度漏洞，遏制了贪污现象的蔓延。
　　宁滢：多方位的监督很有必要，延安时期有着怎样的举措呢？
　　韩东峰：延安时期，党形成了一整套全方位立体化的监督体系。第一，党内监督。党设立了监察委员会、审计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等党内监督机构，对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予以严格监督。第二，民主监督。实行了以“三三制”为主的参议会监督，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处于三分之二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的监督之下。第三，人民群众监督。党充分发扬民主，赋予人民群众真正的选举权、罢免权，以法律形式规定人民群众可以用任何形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把人民群众监督真正落到实处。第四，司法监督。成立边区高等法院，行使司法监督权，后又设立检察处、巡回法庭或流动法庭，发挥司法监督作用。第五，新闻舆论监督。党利用有限的报纸杂志刊载反腐倡廉文章，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全面监督，使党员干部更加廉洁从政，呈现了河清海晏的政治局面。
　　宁滢：在惩处腐败分子方面，延安时期的做法又是怎样的？
　　韩东峰：延安时期，党立足于严惩腐败分子，一经发现，无论职务高低，一律从严从重处罚，要么撤职，要么开除党籍，情节严重者处以极刑。黄克功资历老、功劳大，还是高级干部，党没有满足其“戴罪立功”的请求，肖玉壁是战功赫赫的英雄，贪污公款3050元，最终被判处死。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执行了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正如胡耀邦所说：“如果我们开除了一个坏分子，不但不会使我们的队伍减弱，相反的只能使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更加强健起来。”严惩腐败分子，发挥了“不敢腐”的震慑作用。
　　宁滢：延安时期在作风建设上有着怎样的实践？
　　韩东峰：延安时期，一些党员干部出现了官僚主义、奢侈浪费、贪污贿赂等歪风邪气，党严把作风关，以保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大兴调查研究为中心环节，逐渐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积极深入实际、反对空谈，并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福利，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逐渐形成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在纠正“左”的和右的偏差中，我们党充分认识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极端重要性，逐步形成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在大生产运动中，又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也成为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的有力武器，正是基于从严要求，才造就了一批具有良好作风的干部队伍。
　　宁滢：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也很关键，这方面情况如何呢？
　　韩东峰：延安时期，党的各级领导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成为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起到了真正的示范作用。在生活上，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穿的粗布衣服，吃的小米饭，住的土窑洞，从不搞特殊化。在工作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总是把重活累活自己扛，轻活易活留给别人。在战场上，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功劳表扬让给别人，责任错误自己承担。在遵守纪律上，严格执行组织纪律、生活纪律、政治纪律、工作纪律、廉洁纪律等各项纪律，涌现出王震、习仲勋等一大批模范领导。我们党的各级领导践行：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带头勤恳工作、廉洁从政、遵纪守法、艰苦奋斗，充分展现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宁滢：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这些实践举措，对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有怎样的现实启示？
　　韩东峰：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实践举措，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启示。
　　（一）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以党内法规制度保障实施，蕴含着“系统化”“制度化”的实践逻辑，呈现出“自在的整体建设”状态。政治建设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建设什么样的党”的根本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二）延安时期党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统一财政制度，建立配套的干部管理制度，构筑了比较全面的治党管党体系，对防止治党不严现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更加重视法治、厉行法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坚持依法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全面从严治党。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祛疴、重典治乱，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态度是坚定的，处理是坚决的，成绩是历史性的，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
　　（四）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是从严治吏。延安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对象是中高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于是整风运动从领导干部“整”起，从领导干部“严”起，以上率下，紧紧抓住党员干部这个重点，层层推进，抓铁有痕，实现了对党员干部的严格管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依法治权，用宪法和法律法规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把权力关进法律和制度的笼子里，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要求他们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五）方法是否得当是关乎全面从严治党成效的关键所在。延安时期，党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民主生活会等正确方法，使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明显效果。2012年12月4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拉开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序幕，让群众看到了党的作风建设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增强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拥护，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宁滢：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实践，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它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保障，也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