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峰 通讯员 杨澍
　　“高主任，我儿子的工钱还能要回来吗？”7月9日清晨8点30分，延川县政务大厅法律援助窗口刚开门，农民工老刘就攥着皱巴巴的欠条挤到台前。高建华一边安抚，一边麻利地翻开记录本——这样的场景，在她9年的法援生涯里，已重复了上千次。
　　从“学前班”到“法律班”
　　1992年出生的高建华，最初的梦想是当一名幼儿园老师。然而，高考意外滑档，她被调剂到法律事务专业，“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觉得这辈子跟孩子无缘了。”可开学前，一档法治节目改变了她的想法——电视里，律师为农民工讨薪成功，当事人跪地痛哭。“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法律也是‘救人’的专业。”
　　2015年，大学毕业的高建华一头扎进延川县148法律服务所，成为全县最年轻的法援志愿者。多年间，她从“被调剂”的失落青年，成长为所里“挑大梁”的主任——接待咨询1890人次，代拟文书460份，办案350余件，为困难群众挽回损失260万元。荣誉墙上，15面锦旗盖住了半面墙，“这比20个奖状都沉。”她笑着说。
　　急性子里藏着“慢功夫”
　　“高主任走路带风，说话像倒豆子。”同事常这么调侃。可一旦面对当事人，她的“急性子”就自动切换成“慢功夫”。
　　2022年“南河工程案件”，9名工人被拖欠5.3万元工资。施工方“踢皮球”，证据又缺失，工人们也到其他部门寻求过帮助，也有进度，但在收到一部分钱后剩余的还是无法足额拿到。眼看着陷入无望，在接到信访局转办后，高建华却“杠”上了：从以前农民工寻求帮助的各部门入手，查询多年的维权线索，找到有力的拖欠金额证明。遇到无法取得资料时，申请法院的调查取证。经过一段时间的查询线索，整理证据，最终案件在审理过程中达成调解，赶在春节前把钱一分不少地送到工人手里。“我以为这钱不顶事了，没想到还能拿到手，为了这钱我等了有10年。”拿到钱的工人激动地说。
　　法援“及时雨”解“身后忧”
　　2023年10月，退役军人申大阳病逝后，其家属因丧葬费分配陷入僵局。这笔11.6万元的款项涉及前妻之女、继女、八旬老母等多方亲属，各方情绪激动，在退役军人事务处争执不下。
　　高建华接到求助电话后立即开通绿色通道，带着《民法典》赶到现场。她先稳住混乱场面，随后将各方请到调解室，逐条分析法律关系：“丧葬费虽非遗产，但剩余部分可参照继承法分配。”经过三天调解，她提出“先扣除合理丧葬支出，余款均分”的方案，最终促成各方签署协议。当袁莉将第一笔1677元转给婆婆时，老人拉着高建华的手哽咽：“没想到我儿走后，还能有个明白人主持公道。”
　　“ 小法庭”里的“大梦想”
　　如今，高建华又有了新身份——北关小学“法治与心理健康社团”的“高老师”。为加强孩子的法律意识，北关小学安排进行一次有教育和警醒意义的模拟法庭排练，高建华结合自己办理的校园内侵权案件，参考热度高的一些校园霸凌案件，为孩子们编写了以“预防校园霸凌”为主题的模拟法庭剧本。通过这次活动，让孩子们亲身体验不同的社会角色，给孩子们往后的职业埋下了小小的种子。
　　“以前孩子写作文写‘我的梦想是当网红’，现在写‘我想当高老师那样的法律人’。”北关小学校长高淑霞说。
　　十年法援路，高建华始终保持着初入行时在法治频道前的那份悸动。当有人问起这位拥有20项荣誉的“最美志愿者”为何坚守，她指着墙上“依法维权 为民解忧”的锦旗浅笑：“法治星光虽微，足以照亮求告无门的角落——这就是我最初的梦。”
　　话说完，高建华的手机又响了——是社区的王大娘，子女赡养纠纷需要调解。她匆匆背起挎包，包侧袋露出半本卷了边的《民法典》，“群众的事等不得，我得跑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