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宾牛文瑞

　　主持人宁滢：牛文瑞，1952年8月出生，宝塔区临镇镇石村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程度，陕西省党史学会会员，宝塔区文史员，中级（党史编辑）技术职称。
　　牛文瑞1972年10月参加工作，在南泥湾小学从事教学工作，后调入宝塔区总工会工作。 1992年，任宝塔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2004年任宝塔区国家保密局局长兼宝塔区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2012年退休。
　　宁滢：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英雄人物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却鲜为人知。今天，我们就来探寻一位这样的英雄——杨逢良的故事。首先，想了解一下杨逢良的出身背景是怎样的？
　　牛文瑞：说起杨逢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却是一个为中国革命作出过突出贡献并最终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革命烈士。
　　1903年5月29日，杨逢良同志出生在横山县武镇乡杨兴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9年，横山一带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地主依然对农民进行盘剥，各种苛捐杂税照样收，许多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杨逢良痛恨这人间的不公，他组织当地农民进行抗粮、抗款、抗债等活动。
　　宁滢：因为这些抗争活动，杨逢良的处境发生了什么变化？
　　牛文瑞：国民党横山县政府给杨逢良捏造了煽动农民闹事，企图推翻政府的罪名，准备秘密逮捕他。中共陕北特委得知这一情报后，迅速派人，要求杨逢良及其家属离开横山，以防不测。杨逢良带着父母和妻儿，远离故乡，来到了人烟稀少的肤施县乌阳川黄屯村。国民党横山县政府仍不甘心，还向各地发出了通缉令。
　　宁滢：杨逢良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牛文瑞：1930年，刘志丹和谢子长等同志在陕北和甘肃广大农村组织农民闹革命。1931年，杨逢良参与了肤施白玉德等人组织的抗粮、抗草、抗税斗争，并积极寻找我地下党组织。1934年6月，中共陕北特委派李向海等同志来到牡丹川一带秘密活动，终于找到了杨逢良，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在他们的启发和教育下，杨逢良逐渐明白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穷人才有好日子过。同年8月，中共肤施游击队在南川松树岭老虎沟成立，杨逢良同志担任了游击队第一组组长。随后在陕北特委秘密交通员杜云山的介绍下，杨逢良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宁滢：入党后的杨逢良在革命工作中具体有哪些表现呢？
　　牛文瑞：入党后，杨逢良同志工作更加积极，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为党组织传递信件，护送干部，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党的政策，并在姚店、甘谷驿一带秘密发展党员。1935年3月，中共延安县特支委员会派杨逢良和史海升在乌阳川陈屯村举办农民学习训练班，培养革命骨干力量。4月底，杨逢良同志组织乌阳川百余户穷人，在姚店参加了打富济贫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鼓舞了百姓同剥削阶级作斗争的信心。同时，在乌阳川成立了农会、抗款军、赤卫军，参与组建了延安游击队，并担任了游击队队长职务。他领导的这支游击队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在群众的协助下，多次巧妙地打击了丰富川孙玉文民团、川口曹廷俊民团、盐店子李汉华民团、南三十里铺贺志春民团和甘谷驿赵老五民团，消灭了团匪，为民除了害。
　　宁滢：之后杨逢良还担任了第一任延安县保卫局长，当时保卫局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他又有哪些突出贡献？
　　牛文瑞：1935年5月，延安县革命委员会在梁村乡刘小沟成立，同年7月改为延安县苏维埃政府，并在青化砭镇石棉羊沟召开了成立大会，随后迁到该镇兴化寺办公。与此同时，成立了延安县保卫局，杨逢良同志被任命为保卫局局长。当时保卫局的主要任务是保卫红色政权不受侵犯，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维护社会秩序，配合党的土地革命中心任务，广泛展开扩红运动和游击战争，打击国民党军队和社会上的反动势力，严惩罪犯，伸张正义。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敌强我弱，社会上敌视红色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情报机构活动十分猖獗，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推翻新政权的活动。为了发展巩固革命的胜利成果，为了更多的穷人翻身得解放，杨逢良同志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经常装扮成农民或商人独身进入国民党军队占据的延安城内，为我党地下秘密交通站传递情报，并侦察敌情，张贴传单标语。为了防止敌人的偷袭，保卫局等机关驻扎地点经常转移，有时一天要转移几个地方，吃不上饭、睡不好觉是常事。杨逢良同志虽然担任要职，但他和普通战士一样，一年四季睡觉衣不离身，枪不离人，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宁滢：在革命过程中，应该遇到过不少突发事件，杨逢良是如何应对的呢？
　　牛文瑞：1935年9月下旬，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秘密开展所谓的“肃反”运动。陕甘边和陕北境内的错误“肃反”，使当时全国唯一保留下来的这块西北革命根据地陷入严重危机。人们互相串联，研究对策，不少地方军民已包围了执行“肃反”的队伍和其他人员，内战一触即发。
　　当延安的军民得知原延安县委书记李馥华、延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靳尚兴等人被逮捕，县委书记李向海率领的延安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慰问团在瓦窑堡慰问红25军“失踪”的消息后，一些人再也控制不住感情，延安县赤卫军大队长史海升、政委钟义军率领80余名队员与驻青化砭的陕北红军一个连取得联系后，全副武装赶赴瓦窑堡，要与“南蛮子”拼命。
　　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杨逢良同志获知了此消息，他迅速与县军事部部长何世明取得联系，并找到了县苏维埃政府秘书卜吉甫同志，3人骑马飞速追赶这批人，在玉皇庙三岔路口处截住了他们。经过一个多小时苦口婆心的劝说，终于使这些情绪冲动者返回原地。从而避免了我方内部的互相残杀，使革命免遭了一次新的挫折和重大损失。杨逢良同志高度的政治警觉，在关键时刻为陕北红军与南方红军的团结，为中央红军落脚陕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宁滢：据说在一次国民党围剿中，他的决策为革命避免了重大损失，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牛文瑞：当时，县保卫局关押着不少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有一次，县政府在冯庄驻扎，延安的国民党驻军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围剿县政府机关，县保卫局和游击队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杨逢良同志当机立断，将十几个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就地处决，把一般刑事犯罪、确有悔改表现的人予以释放。他集中兵力掩护县政府工作人员和伤病员突出重围，向安全地带转移，使我方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受到上级党组织的表扬。
　　宁滢：天妒英才，杨逢良同志在35岁时壮烈牺牲。请您为我们还原一下当时令人痛心的场景。
　　牛文瑞：1937年冬，党组织调杨逢良同志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进修深造，他抓住这次机会，刻苦学习，认真实践，政治和业务水平迅速提高。
　　1938年11月20日，延安城内逢集。上午10点左右，7架日本轰炸机窜入延安上空，对延安城狂轰滥炸，街道上顿时弹石横飞，墙倒屋塌。当时，杨逢良同志正在城内棉土沟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窑洞内上课，他跑出教室看到飞机在天空上盘旋，炸弹一个接一个落下，城内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杨逢良和其他学员不顾个人安危，迅速跑到弹石横飞的街道上指挥群众疏散。在他们的指挥下，大部分群众都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突然，他看到50多米外的南城墙内，有一个老汉和老婆一瘸一拐地拉着一个小孩向西山艰难地走着，孩子吓得大声哭叫，老汉和老婆还各提一个大包袱，炸弹一个接一个地在他们周围爆炸，掀起一阵又一阵烟雾和尘土。情急之中，杨逢良同志一边大喊让他们趴下，一边向他们身边跑过去。就在他刚抱起小孩的当口，一颗炸弹落在了他身边。在这危急的一瞬间，他迅速卧倒将小孩护在自己的身下，轰隆一声巨响，孩子安然无恙，他却倒在了血泊中。
　　宁滢：组织和群众是怎样送别这位英雄的？
　　牛文瑞：得知杨逢良同志受重伤的消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立即派人把杨逢良同志送到中央卫生处救治。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加之伤势过重，失血过多，杨逢良同志不幸牺牲，年仅35岁。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为杨逢良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周兴和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毛崇横等领导同志和延安县委、县政府负责人以及县保卫局的全体干警和有关单位的干部群众。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县委、县政府授予杨逢良同志“模范共产党员”光荣称号，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并立碑纪念，号召全县人民向他学习，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