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宁滢：欢迎本期嘉宾，贺彦清，中共党员，1964年12月25日出生。曾任中共延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宣教党委书记、宣传部三级调研员，现为延长县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
    ● 嘉宾贺彦清


　　宁滢：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深入探讨红军东征这一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军事行动。首先请您谈谈，红军东征的整体定位是什么？它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怎样的特殊地位？
　　贺彦清：红军东征是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后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从决定东征到胜利回师，是毛主席、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一切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直面困难问题，审时度势，最终取得辉煌战绩的成功实践。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也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哲学思想的又一集中体现。
　　宁滢：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后，面临怎样的局面？
　　贺彦清：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历时一年多的战略转移。11月，直罗镇战役取得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重大胜利，巩固了陕甘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在听取了董必武等五人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后，决定立即释放刘志丹等被错误逮捕的同志。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的纠正，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原来面对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也使中共中央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来考虑和处理许多带全局性的问题。
　　当时，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加快了他们企图独占中国、不断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步伐，其导演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另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继续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正在调动几十万大军对陕北苏区大举进犯，妄图乘中央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消灭之。加之当时陕甘苏区经济落后、交通闭塞，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有必要对整个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宁滢：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共中央是如何决策的？
　　贺彦清：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将来的发展方向，讨论了转变党的策略方针的必要性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
　　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
　　1936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东征时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彭德怀、张浩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陕北由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主持后方工作。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命令，要求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各路红军立刻奉命秘密行动起来。
　　宁滢：能否请您梳理一下东征作战的主要过程？红军在战场上是如何掌握主动、逐步推进战略目标的？
　　贺彦清：在渡河作战的准备工作中，毛泽东觉得原定出发的力量还不够，军力还须更加集中。2月17日，他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留在后方的周恩来，提出：“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他们还建议周恩来暂移清涧县委驻地，指挥部队，争取群众，以保持东西两岸前后方的运输和渡河点。
　　从2月20日晚8时开始，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分别从陕西省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占领了山西境内三交、留誉、义牒等乡镇。到23日，已控制宽50公里、纵深35公里的地区，并包围了石楼县城。到25日，已消灭、击溃晋绥军5个团，缴获枪支800多，俘虏1200余人。
　　同期，刘志丹、宋任穷奉命率领红二十八军向东，趁晋绥军4个步兵旅回援山西的机会，恢复了一度被他们占领的大片区域，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
　　为了扩大红军东征的政治影响，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有关政策，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号召一切爱国志士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并指出，红军东征的目的是抗日，红军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
　　东渡后初战告捷，毛泽东在大麦郊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对下一阶段的行动作了部署。会议决定，红军兵分三路，迅速东进、南下，发动群众，扩大筹款，创立河东革命根据地，积蓄抗日力量。
　　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晋西会议。毛泽东在发言时指出：中国共产党要站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列，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在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时毛泽东说：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山西是主要的，也可以临时到河北、绥远去。现在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一般地削弱敌人；争取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扩大红军，而以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
　　宁滢：东征过程中，形势是否发生了变化？这次东征取得了哪些具体成果？
　　贺彦清：如果说根据主客观条件积极筹划、大胆预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需要独到的智慧的话，那么当形势发生变化，原来的条件不再具备时，立即转变策略和方向就更需要非凡的智慧、勇气和决断力。
　　正当红一、红十五军团分别南下和北上时，蒋介石为了阻拦红军的东进，调遣10个师的兵力开入山西，派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同它配合，企图封锁黄河，消灭红军，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阎锡山也改变了原来拒绝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的态度。这就使双方在山西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大改变。
　　鉴于这种严重状况，毛泽东、彭德怀命令南下、北上的两个军团在抗击敌军进攻中向晋西地区收缩集中，并命令中路军控制有关的黄河渡口。同时，向中共中央提出：“东面情况已根本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策。从5月2日开始，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东征军，分别在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5日全部返回陕北休整。这次东征历时75天，虽然因军事形势变化而没有能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消灭国民党军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炮20余门；取得渡河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迫使原来侵入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红军扩充了新兵8000多人，筹款50余万元，发展并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帮助所到县、乡、村建立苏维埃政权64个，帮助建立群众自治组织21个，组建地方游击队30余支，使瓦窑堡会议设想的“开辟晋西五县以上地方为初步的苏区”变成现实。为以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5月14日至15日，中共中央在延川县太相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作报告，对东征胜利的意义作了高度概括和评价：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筹备了财物，扩大了红军。
　　宁滢：最后请您从思想方法和历史意义的角度总结一下，红军东征对我们理解毛泽东思想、党的思想路线有何启示？它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还有哪些长远影响？
　　贺彦清：红军东征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联合全国各阶层进步力量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起进攻的前奏曲，也是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道路的伟大尝试和具体实践。这既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红军东征无疑是这一思想的成功运用和实践。从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到后来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但其基本要义始终是一致的。红军东征的成功，既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大西北提供了保障，也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得无比正确。为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时期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延安精神的精髓，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要义，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科学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