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中有一位国际新闻工作者，他就是被徐向前元帅称为“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奥地利犹太人汉斯·希伯。政治上，希伯高度肯定人民参议会和“三三制”民主原则，揭露日伪虚假“和平”宣传，盛赞新四军开创的“新政治”。军事上，希伯赞赏新四军依靠军民合作牵制敌人、通过坚决斗争巩固统一战线、凭借联合作战扩大解放区的有效战术。经济上，希伯支持自力更生、减租减息、缴获战利品及争取外援等政策。总体来看，抗日战争时期，希伯对新四军政治民主、军事战术和经济政策等进行全方位报道与宣传，引起广泛关注，有力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
　  一、希伯对新四军民主政治的肯定
　　汉斯·希伯出生于1897年。大学期间，希伯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莱比锡和斯图加特领导的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伯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成为一名记者。1925年，希伯第一次来到中国，亲身经历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并在《人民论坛报》《中国通讯》等期刊上发表对中国时局的看法。此外，希伯作为一名政治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经济问题。1932年，希伯再次前往上海，他长期在《新世界报》《太平洋事务报》《今日中国》等期刊报道中国相关事情。与此同时，希伯与妻子格特鲁德·罗森堡、奥地利记者魏璐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和美国社会学家魏复古等中外志同道合者在上海形成了一个圈子，讨论中国的政治、经济等相关问题。希伯是较早关注中国工人运动的外国记者，他在与工人的交往中逐渐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并积极向世人介绍。
　　抗日战争爆发后，希伯了解到新四军的抗战功绩和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希伯听闻中共领导抗日战争的消息被国民党封锁后，他决定前往八路军和新四军根据地。1939年2月至3月，希伯在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采访了周恩来和新四军领导人，他发表了对抗日战争新阶段的看法和法西斯轴心国与中国统一战线等文章。希伯还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揭露了蒋介石消极抗战的倾向，真实地反映了战时形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希伯深感震惊，他撰写了有关叶挺将军生平的文章，指出中国内战是在帮助日本，并揭露了蒋介石的罪行和谎言。随后，希伯发表《叶挺将军传》一文指出，叶挺将军一直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统一战线的忠实执行者。新四军取得的战绩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这样一支积极抗战的军队何来“反叛”。事实上，新四军的抗战功绩受到国际人士的认可，国民党顽固派所进行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皖南事变以来，希伯以真实负责的精神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不仅忠实报道了新四军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还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迫害，让国际人士了解事情真相，扩大了新四军的国际影响力。为了进一步了解事情真相，希伯前往盐城新四军军部，向世人介绍新四军坚持抗战的事实。1941年5月，希伯获悉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他和妻子从上海来到盐城。陈毅代军长在欢迎大会上发表了致辞：汉斯·希伯和夫人从欧洲来到中国，说明我们新四军是正义之师，是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支持的，因而我们的事业必胜。在掌声中，希伯表示：我到过八路军的陕北和新四军的云岭，我能在盐城重访新四军，在两支中国前进的队伍里走，研究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是我平生最自豪的事情。随后，刘少奇、陈毅在欢迎希伯到苏北根据地的招待会上进一步指出，没有新四军、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斗争，就没有抗日战争，就没有光荣的中国独立运动。
　　希伯在苏北新四军根据地还采访了民主人士并参加参议会。韩国钧先生当着希伯的面高度赞扬新四军和陈毅代军长，称数十年来在军人中从未见有如此雄才大略、文武全才者。1940年11月15日，苏北临时参议会在海安县召开，希伯系统了解到新四军的民主政治。当时与会人员388人，共产党72人，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余为各党派民主人士和各阶层代表。在参议会上，参政员自由发言，通过了《施政纲领》，实现政治民主。苏北第一届参议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也是爱国人士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6月3日，希伯参加了盐城县参议会一届二次会议，并作了演讲。
　　此外，希伯还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活动和采访学生群体，阐述中国革命和国际问题。1941年7月初，希伯参观盐城学生夏令营，向学生阐述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勉励其学习民主革命理论并注重实践。1941年10月，希伯发表《在亚洲的日本战线之后》，对新四军的政治民主建设高度赞扬。苏德战争爆发后，希伯认为，纳粹德国及其盟国进攻苏联，标志着世界大战发生根本性转折。在此阶段，中国进行的革命战争，是以全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希伯对世界局势的分析较为深刻，揭示了当时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势力联合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
　　二、希伯对新四军游击战的赞赏
　　希伯赞赏新四军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游击战术和战斗意志。希伯在报道中描述，新四军面对日伪军的封锁和扫荡时，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以小规模部队频繁袭扰敌军，有效牵制了日军主力。例如，在苏北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新四军以不足千人的兵力成功阻击了日军一个联队的进攻，并通过迂回战术切断了敌军的补给线，最终迫使其撤退。希伯认为，这种战术不仅需要高超的军事素养，更需要战士们无畏的牺牲精神。此外，希伯特别提到新四军的政治教育工作。战士们在战斗间隙学习文化知识、讨论抗战形势，这种“文武结合”的模式使军队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和明确的目标。希伯强调，这些士兵不仅是战士，更是思想的传播者，他们的信念比武器更强大。
　　希伯通过实地观察，揭示了新四军与民众之间深厚的鱼水情关系。在根据地，希伯目睹了百姓自发为新四军制作军鞋、缝补衣物，甚至省下粮食为战士做面条，自己则以粗粮充饥。一位大娘对希伯说：战士们用命保护老百姓，我们必定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希伯还采访新四军根据地的妇女新面貌。希伯采访了妇救会的一名主任，她剪了短发，看起来十分干练，手里还拿着一把钢枪。据了解，这位女同志用铁锹把敌人拍晕了，然后缴获了这把枪。此外，希伯还记录了根据地儿童的抗日热情。儿童团员们手持红缨枪站岗放哨，传唱抗日歌曲，甚至亲切地称呼希伯为“老希大爷”。在新四军根据地，希伯被全民动员的抗战热情所震撼。希伯认为，新四军通过实际行动赢得了民众的信任，而民众的支持又为游击战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形成了典型的“人民战争”。在盐城期间，希伯撰写了大量有关八路军、新四军的报道，写了一本8万字的有关八路军、新四军的著作，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希伯对新四军战斗热情和与友军的合作方式表示赞赏。希伯认为，新四军不仅是一支军事力量，也是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的模范军队。在皖南根据地期间，希伯观察到，新四军战士严格执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无论是行军途中还是驻扎期间，始终以不扰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为原则。新四军转移到苏北时，日本人控制的铁路、桥梁等设施被破坏，迫使日军增兵，扩大警备部队。新四军在敌占区巩固统一战线，使军队和民众团结起来，为中国人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此外，新四军与第三战区的其他军队紧密合作，突击队和游击队相结合，对孤立的小据点进行大规模袭击，并取得辉煌战果。希伯痛斥国民党的罪责，并相信新四军重建后能赢得中国人民的支持。希伯撰写的《周恩来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一文中表示，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完成了第一个阶段即全民防御阶段，而且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实行持久战阶段。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一定会夺取最后的胜利。希伯通过在新四军的实地考察，了解到新四军的游击战术和与其他军队通力合作，让世人了解到新四军的新面貌。
　  三、希伯对新四军经济政策的支持
　　希伯作为国际记者和共产主义战士，对新四军的经济政策给予高度关注和积极支持。希伯肯定新四军的减租减息政策，推动社会公平。希伯深入苏北根据地，重点报道了新四军推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希伯通过采访盐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贺希明，分析该政策如何改善农民生活、调动生产积极性，并与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对比，新四军地区的经济政策更注重社会公平。希伯强调，随着新四军在日本战线之后扩大其活动范围的同时，减租减息的地区也在不断扩大，减租减息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向农民表明，参加抗日和反对傀儡的斗争可以得到一定的经济利益，以此来争取农民共同抗日。希伯观察到农民因减租而生活改善，地主因政策保障其合理权益而支持抗战，这种经济协调成为巩固根据地的关键。随后，希伯在报道中进一步指出，这里的农民不再是被压迫的群体，而是抗战的主体，他们知道，保护新四军就是保护自己的未来。
　　希伯记录军民互助，展现经济动员的群众基础。希伯观察到新四军与民众之间的经济互助关系，并多次在报道中提及。例如，在行军途中，当地百姓主动为新四军提供物资，甚至拒绝收取费用，认为“你们是为我们打仗的，不能要钱”。面对日伪和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希伯通过报道打破国际社会对根据地的误解。希伯认为，新四军控制区的经济活动井然有序，这种“民拥军、军护民”的模式被他视为新四军经济动员的成功实践，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形成鲜明对比。新四军在日伪严密封锁下仍能通过“生产自给、群众支援”维持经济运转，例如盐城利用本地资源发展农业（盛产大米、棉花）保障军民供给。希伯特别提到，根据地采取“一手打仗、一手生产”的策略，将荒芜土地转化为粮仓，打破敌人“以战养战”的企图。希伯还以盐城为例，描述根据地如何通过发展生产、稳定物价实现自给自足，驳斥了“敌后无法生存”的论调。在采访江淮银行时会见了时任江淮银行行长朱毅和副行长李人俊，他们向希伯讲述了江淮银行成立的背景、过程和运营情况，以及银行对新四军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支持。当时日伪军在经济上对苏北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国民政府停发军饷，根据地以“开源节流，增加收入，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为抗战服务”为方针，建立江淮银行。随后，在盐城县成立了借贷所，在泰东县设立江淮银行办事处等。希伯认识到新四军不但在政治和军事上采取正确方针，对经济建设也是行家里手。
　　希伯关注新四军后勤补给。当时新四军物资主要来源于缴获和各界人士的帮助。据统计，1941年1-4月对日作战期间，共进行大小战斗492次，俘虏敌人8160人，缴获军用物资有：步枪10389支、毛瑟枪183支、手枪34支，刺刀40把、指挥刀32把，重机枪39挺、轻机枪152挺，冲锋枪8支，子弹近40万发。在展览会上，希伯看到新四军缴获的战利品十分开心，这都充分说明了新四军的顽强和英勇作战。此外，在采访陈毅时，希伯记录下新四军对“海外华侨与外国正义人士援助”的迫切需求，并主动将稿件发往美国《太平洋事务》等报刊，呼吁国际援助。国际友人积极支持新四军的抗日事业，有成千上万的海外同胞，也包括海外朋友。
　　希伯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和犀利的笔触，系统展现了新四军经济政策在抗战中的关键作用。希伯从人道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的立场出发，将新四军的经济政策视为“正义事业的生命线”。希伯通过笔与生命的双重奉献，向世界证明：在物资匮乏的敌后，一套基于平等、民主与人民力量的经济模式，不仅能支撑军事斗争，更昭示着未来中国的希望。希伯的报道不仅为国际社会提供了真实的中国敌后抗战图景，也从侧面印证了新四军通过经济改革凝聚民心、支撑长期抗战的战略智慧。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深切缅怀并铭记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的不朽功勋。希伯作为一位以笔为剑的新闻记者，他怀揣着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与对正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毅然深入中国敌后抗战最前线，亲身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浴血奋战的真实图景。希伯不畏艰险，足迹遍布硝烟弥漫的战场，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笔触，撰写了数十万字的战地笔记与报道。这些浸染着烽火硝烟的珍贵文字，以其无可辩驳的铁的事实，向全世界有力昭示：中国敌后军民进行的绝非某些西方舆论所污蔑的“游而不击”，而是一场真正扎根于人民、艰苦卓绝、规模宏大的壮阔民族解放斗争。希伯的报道与宣传工作，其意义远不止客观记录历史，它是一面照亮真相的明镜，彻底粉碎了不实谣言；它更是一座跨越国界的桥梁，将中国军民在强敌面前所展现出的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伟大意志，真实地传递给了国际社会，赢得了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尤为令人敬仰的是，希伯最终将生命献给了这片他为之奋斗的土地，以身殉道。希伯的壮举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是崇高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牺牲精神的集中体现。希伯以生命践行的人道主义与对和平正义的追求，深刻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谛——在反抗法西斯暴行、争取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伟大事业中，世界各国人民始终休戚与共。希伯精神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与世界和平的历史丰碑之上。
　　［作者单位：盐城师范学院；本文系2025年度新四军研究专项课题项目“抗战时期汉斯·希伯对新四军的报道与宣传”（25xsj98）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