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极度匮乏、斗争异常残酷的延安时期，“舍小为大”从来不是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融入共产党人血脉的行动自觉——它是战士在弹尽粮绝时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敌人的决绝，是干部把救命的粮食分给群众的坚定，是知识分子放弃优渥生活奔赴延安的执着。这些具体而微的选择，如同暗夜中的星火，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更清晰地勾勒出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一、生死关头的“舍身”：以个体之“小”护集体之“大”
　　延安时期的斗争场域，处处是生死抉择的考验。面对日寇的“扫荡”、国民党的封锁，共产党人的“舍小为大”首先体现在“舍个体之生，护集体之存”的牺牲精神上。这种选择无关豪言壮语，却在枪林弹雨、严刑拷打中写就了最壮烈的初心答卷。
　　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主力部队和群众转移，把日军引向悬崖峭壁，用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壮举践行了“宁死不当俘虏”的使命，用个体的“舍”换来了集体的“存”。当地群众在悬崖上刻下“狼牙山五勇士跳崖处”，成为共产党人“舍小为大”初心的永恒见证。
　　在延安周边的隐蔽战线上，无数无名英雄用“舍自由、舍生命”的选择守护着党的秘密，如直罗镇战役中“十二小英雄”。这群平均年龄不足15岁的少年，化装潜入国民党驻地侦察敌情，返回途中不幸被俘。关押期间，他们英勇顽强，宁死不屈，最终全部牺牲。这样的故事在延安时期并非个例，无论是被捕的地下党员，还是深入敌营的情报人员，他们中许多人直到牺牲都未留下姓名。正是这些“无名者”的“舍”，为党组织筑起了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让革命的火种得以延续。
　　即便是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舍生取义”的选择也无处不在。1944年，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烧炭时，炭窑突然崩塌。危急时刻，他没有自顾逃生，而是一把将战友推出窑外，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泥土中。这位在长征中屡立战功的战士，生前始终坚守“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他的牺牲看似偶然，实则是“舍己为人”初心的必然流露。毛泽东在他的追悼会上专门发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指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深刻诠释个体的生命只有融入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才能绽放永恒的价值。
　  二、利益面前的“让利”：以局部之“小”全全局之“大”
　　延安时期的物质匮乏，放大了“利益分配”的矛盾。共产党人“舍个人之利、局部之益，全群众之需、全局之要”，彰显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本质。
　　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中，“让利”是最常见的选择。1942年，南泥湾开垦初期，359旅战士们克服诸多困难收获的第一批粮食，却优先上交边区政府供后方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使用。旅长王震在动员会上说，我们开荒种地，不是为了自己吃饱，是为了让边区的群众都能活下去，让党中央没有后顾之忧。当时的边区实行“供给制”，干部们的供给标准始终低于战士，毛泽东的口粮定量比普通士兵还少半斤，周恩来、朱德常常把分配给自己的棉衣、药品转送给伤员。这种“先群众后自己、先士兵后干部”的利益排序，不是刻意的“作秀”，而是在资源有限时对“全局利益”的清醒认知：只有让最需要的人得到保障，整个边区才能凝聚起抗敌的合力。
　　在对待群众利益的问题上，共产党人的“让利”更是到了“坚决维护，绝不受损”的程度。1943年，边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部分干部为了增加部队收入，主张“ 少减一点租子”，毛泽东得知后严肃批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群众的一针一线都不能占，减租减息不是口号，是要让群众真正得到实惠。他亲自带队到陕北农村调研，发现有地主变相增加租子，当即要求地方政府严肃处理，并提出“地主的利益要照顾，但群众的利益更要保障”的原则。当时的边区政府还规定：部队行军时不得随意采摘群众的瓜果，借用群众的东西必须归还，损坏了要赔偿。这些看似细微的“让利”，实则是对“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生动践行。共产党人的“大我”，立足于尊重群众的“小我”。
　　在对待“个人前途与革命需要”的选择上，“让利”体现为对“全局需要”的服从。延安时期，许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放弃了城市的优渥生活，来到艰苦的陕北。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时已是文坛名家，却主动奔赴延安，深入农村、部队，写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真实记录群众生活。抗日军政大学，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富家子弟，有大学教授，有归国华侨，但无论出身如何，都要“放下架子”，和战士一起开荒、一起学习。这种“舍个人前途之小，全革命事业之大”的选择，是对共产党人初心的深刻认同。
　　三、情感抉择的“舍离”：以小家之“小”成国家之“大”
　　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大多面临“小家与大家”的情感撕扯。是陪伴父母的晚年，还是投身远方的革命？是守护妻儿的安稳，还是奔赴战场的硝烟？他们的选择往往是“舍小家之暖，成国家之安”，这种“ 舍离”背后，是对“民族大义”的深刻理解，更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的坚定体现。
　　在“父母与革命”的抉择中，“舍离”是对“忠孝大义”的重新定义。延安时期，许多青年为了参加革命，不得不告别年迈的父母，甚至面临“生死两隔”的可能。左权将军在戎马倥偬中，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未能尽孝于父母。共产党人的“孝”，不仅是对父母的赡养，更是通过革命让天下父母都能安享晚年；共产党人的“忠”，不是对某个个人的依附，而是对“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终生承诺。
　　在“夫妻同赴战场”的选择中，“舍离”是对彼此初心的最好印证。贺龙与薛明在延安结婚后不久，贺龙就率部队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薛明当时已有身孕，但她仍然挺着大肚子参加大生产运动，还组织妇女成立“支前队”，为前线缝制棉衣、筹集粮草。类似的故事在延安比比皆是，许多夫妻婚后第二天就分别，丈夫上战场，妻子在后方工作。他们之间书信里多谈杀敌，很少有儿女情长，他们将“小家的爱”融入了“大家的情”。他们深知，只有打败侵略者，千千万万个“小家”才能真正团圆。
　　在“子女与使命”的割舍中，“舍离”是对“未来希望”的深沉寄托。延安时期，许多干部因为工作需要，不得不把年幼的孩子送到老乡家寄养。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在上海流浪多年来到延安后，毛泽东也没有把他们留在身边，而是让他们和普通战士一起参加劳动、学习。他说，孩子不能养在温室里，要让他们知道老百姓的苦，将来才能为老百姓办事。当时的边区有许多“革命的孩子”，他们跟着养父母吃粗粮、干农活，却从小就知道“爸爸在打鬼子，妈妈在为大家做事”。这些被寄养的孩子，后来大多成为建设国家的骨干，他们身上延续的正是父母辈“舍小为大”的初心基因。
　　回望延安时期的“舍小为大”，我们会发现：这种选择从来不是对“小我”的否定，而是对“大我”的升华；不是对“个人利益”的漠视，而是对“集体利益”的珍视；不是对“ 情感需求”的压抑，而是对“民族大义”的担当。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要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把“舍小为大”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际行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延安时期的“舍小为大”，早已超越了具体的历史场景，成为共产党人穿越时空的精神坐标。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永远是我们作出选择时最根本的遵循。　　（作者单位：富县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