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粤边的三年游击战争，没有人民的积极的支援，没有革命群众的同生死共患难，是很难坚持的。
　　敌人虽然占领了我们的根据地。但是人民群众并没有屈服。人民热切地盼望着党，盼望着毛主席和红军。他们曾经多次派人与红军联系，但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而没有成功。敌人不断进行欺骗宣传，但是群众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他们认定了敌人的反动统治长久不了，共产党不会被消灭，红军一定会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重返根据地。因此，他们不顾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把革命物品：枪支、子弹、红旗、党证、《红色中华》报、各种文件、工农民主政府发行的钞票、银币、各种衣物用具……保存下来，准备迎接最后胜利。
　　里山是游击根据地，这里的群众，所表现的坚韧性和顽强性也是十分感人的。
　　有一个时期，敌人“清剿”很严，在只有两户人家的黄坑也住了军队。我们就住在黄坑旁边的樟树窝山上的棚子里。不能生火煮饭，只是靠我们的一些基本群众送饭给我们。当时，北山和油山都很紧张，转移也困难，粮食全靠他们一点一点送来。青黄不接时，米没有了，老乡就把米果弄软了，放在篮子下面，盖上些草，装作割草，送来给我们吃。
　　这里靠近大庾城，通过群众去买东西比较方便。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买回来。有的妇女，挑着一担柴。一早赶进大庾城，把柴卖掉，就去买布鞋、水鞋、电池等，然后又买了些青菜、辣椒盖在上面，做一担挑回来。国民党军队和警察看她是个挑担的农村妇女，不予注意，她就顺利地回到里山了。如何发动群众支援游击战争，需要根据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和办法。赤白交界地区的群众由于长期处于拉锯局面，斗争形势变化多端，情绪不稳，容易摇摆。但是由于经常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只要很好地组织他们，经过斗争的锻炼，就能靠向游击队。做好赤白交界地区的工作，争取这些地区的群众，是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的重要问题。我们以公开与半公开的方法展开工作。从群众的迫切要求出发，提出了五抗的口号，即抗租、抗粮、抗债、抗税、抗丁。并积极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军事活动也予以配合。在敌人抓丁最厉害的时候，警告抓丁的反动保长，使他不敢为非作歹；有时发现敌人把壮丁关在一起，游击队就突然袭击，把壮丁营救出来。哪个厘金税卡勒索过重，逼得群众喘不过气来，我们就敲掉它。割禾的时候，地主带着狗腿子来收租，把粮食运走，我们就中途袭击，帮助群众夺回谷子。经过一系列的工作之后，群众就很快靠向游击队，当我们攻击敌人据点时，许多群众都带着鸟枪、梭镖来参加战斗。
　　对于白色地区，主要是扩大影响，争取群众。游击队经常到敌后活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穿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到白区去捕捉民愤极大的土豪，为民除害，扩大革命影响。通过里山、外山的群众亲友关系和职业关系进行宣传是很有效的。我们在大庾城、新城附近的地下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为了广泛地进行赤白交界地区和白区群众工作，我们提出了干部群众化和职业化，和群众打成一片等要求。干部打赤脚，和群众一起劳动是起码的要求。每个人都学一种手艺，像赖文泰就会打铁，挑着家伙到处补锅补盆；朱赞珍、朱赞容就学做裁缝，到各地做衣服；梅山的工作人员杜富标就会阉鸡，从这个屋场到那个屋场，到处可去。不会手艺的，就打零工，帮人家莳田、割禾。这样就可以广泛地交朋友、认老庚，散布革命影响，逐步发展组织，团结群众。并且也派了一些人到西华山、漂塘等处的钨矿去挖矿砂，进行活动。我自己是会编篾器的，这也是很好的掩护。记得我在黄坑工作时，外人来了，问起我是什么人？群众就说“请来的篾匠”。他们看看我编的篾笼的确又细又密，也就相信了。
　　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层组织。他们推行这种制度，便于进一步压榨人民和严格控制人民的进步活动。但是，保甲长并不都是坚决的反动分子。因此，我们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对象，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在里山，保甲长基本上是我们掌握的，派一些没有暴露的地下党员或革命群众去担任。或者以一些年纪大的，开明一些的人去担任，使他为我们工作。有时敌人召集开会，他们也去应付一下，回来就向我们报告开会情况。敌人来了，也采取一些办法应付，其实给我们做了情报工作。在外山，对于最反动的保长、联保主任，就非整不可，整掉一个，其他的就规矩些了。对于一些开明的，区别对待，逐渐争取其为我们工作。在梅山，我们镇压了反动保长廖桂山等，争取了大庾城附近的联保主任吴其瑞。以后，吴其瑞有时给我们送些情报来，也能给我们代购一些一般群众难以买到的东西。
　　我们的工作从里山推向外山，从外山推向白区，又从白区逐步伸进敌人据点里去。我们在大庾城的街口梅凤桥头开了个糖铺，取了个店号：“广启安”；在雩都城开了裁缝铺，在赣州城开了纽扣工厂，作为我们工作的据点。
　　三年游击战争是艰苦的，同志们在同生死共患难的斗争中产生的阶级友爱和深厚的革命情谊是非常感人的。
　　五岭深山里的天气是很凉的，陈毅同志在一首词里这样写：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
　　露侵衣被夏犹寒，
　　树间唧唧鸣知了。
　　满身沾野草。
　　我们住的棚子里，是一个大通铺，特委负责同志加上警卫员、炊事员等，十几二十个人住在一起。每人只有一条毯子，垫的垫，盖的盖，两三个人合着睡。当时，不分等级，每人每月都是一块钱的“鞋子费”。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路走得少些，一个月穿不了一双鞋。战士们就不够了，一双鞋补了又补。我们常常用自己的“鞋子费”买来鞋，给战士们穿。也没有什么你的我的，衣、被、鞋、袜等用品，不分彼此，谁需要谁就用。天气寒冷了，陈毅同志每夜总要起来查哨，帮战士们盖被子。行军中，干部战士们互相帮助，充分地表现了阶级友爱的精神。
　　陈毅同志很爱写诗，每到一山一水，就即兴吟诗，这些诗里都很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艰苦生活。如：
　　叹缺粮，三月肉不尝。
　　夏吃杨梅冬剥笋，
　　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
　　捉野猪的次数不多，因为打枪容易暴露目标。在情况较稳定的时候，陈毅同志常在夜里带我们几个人去捉蛇和石鸡，有时还带我们去捣马蜂窝，捉马蜂的蛹吃。
　　陈毅同志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大腿盘骨负伤，伤口时常复发，爬山越岭很不方便，然而他不以为苦，不让人家知道。当时药品很少，主要用草药治疗。我们有一盒万金油，算是“万灵药膏”，不管什么病痛都用万金油抹一下。陈毅同志的伤口化了脓，也用万金油抹一抹。有次伤口发得更厉害，他把大腿绑在树上，着人拼命挤，挤出了血水，扯些白布条抹上万金油，用竹签子一点一点塞进伤口去，旁边的人都不敢看，他却仍然谈笑自若。
　　我们也很注意学习，一有重要时事问题，就组织讨论。就是书太少，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一本《列宁主义问题》，翻得破破烂烂，大家把它当宝贝，封面裱了又裱，里面补了又补，行军的时候抢着背，住下的时候抢着读，很多时间是组织讲故事。讲故事能手要数陈毅同志。他的故事真多，永远讲不完。讲起故事来，还联系实际，加以阐说，真是有声有色。战士们常常给他吸引得忘却了时间，不断要求他：“再讲一个。”
　　游击队的生活既紧张也愉快，只要情况允许，终日歌声不断。除了少数中央根据地来的同志唱唱兴国山歌，主要是唱本地的山歌，很多人唱采茶戏里的爬山调是非常出色的，而大家经常唱的是《十二月革命歌》，我还记得其中一些词句：
　　正月革命是新年，
　 无产阶级笑涟涟，
　 好比笼中放鸟子，
　 脱了笼背出头天。
　　……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深重，而口口声声喊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对日本帝国主义一再妥协投降，全国人民对此极为愤怒，一致要求抗日。这一年上半年，广东军阀陈济棠，也打着“反蒋抗日”的旗帜，在两广闹起来了。两广事变虽是一种狗咬狗的行动，但它说明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愈来愈尖锐了。全国形势很快就要起变化，抗日高潮就要形成。这时，特委召开了会议，对当前形势作了透彻的分析。陈毅同志要求大家认清两广事变的本质，也要从这件事中看出局势的变化，抓紧有利时机积极行动，并且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政治口号。
　　陈毅同志一贯主张，对重大政治事件，游击队一定要用党的名义表示态度。发表宣言，以扩大影响。曾经有人不以为然地说：“这样暴露目标，自找麻烦。”陈毅同志回答说：“现在是有点麻烦，对将来却有很大好处，麻烦点不要紧，多走几步路就是了。”
　　这一次，我们也就抓紧时机，积极进行活动。开展工作：首先是广泛宣传，到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当时，我在梅山安背坑一带发动群众，一个白天就写了许多标语和传单。萧文添等人带着这些五颜六色的标语传单连夜赶到莲花粱街上（在大庾城南），贴得满牌坊满墙壁都是。
　　等到天亮群众看到标语传单，便到处传说：“昨夜过了大队红军啦！”“共产党并没有失败，还贴标语传单哪！”在此之前，白区曾有一些人受到反动派的欺骗宣传，认为红军真的垮了，共产党真的失败了，这一下把敌人的欺骗宣传全揭破了，大大鼓舞了人心。
　　武装斗争也积极展开。我们把部队一次集中一两百人，向游击区周围的敌区进击，摧毁敌人据点，扩大游击区。先后攻击了大庾的新城、青龙、池江、长江、留地，南雄的里栋、水口、乌迳等地，大大振奋了人心。每次战斗，不脱产的游击小组和革命群众都直接参战。攻占池江时，数百群众配合游击队包围了墟镇，游击队以集束手榴弹炸开了伪区公所，俘获了伪自卫队一部，接着便焚烧碉堡，摧毁工事。一时火光冲天，呐喊声响成一片，游击队的声势大振。
　　这时，我们的部队也发展了。由原来两三百人，不到一个月就翻了一番。我们的工作也迅速推向平原，推向城市。一切为了积极准备革命力量迎接有利的新形势的到来。
　　过了个把月，两广事件失败了。根据情况的变化，我们又迅速地改变了活动方式。果然，反动派新的进攻又开始了。过去是广东军，现在来的是“中央军”，他们地形不熟，加上整个形势有了变化，我们的力量也有了增加，更利于我们积极活动，坚持斗争。这时候，长征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传来了，同志们奔走相告，欢喜若狂，更充满胜利信心去迎接新的胜利。
　　不久，“西安事变”爆发了。“西安事变”，我们是从香港《工商日报》上看到的。知道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了，大家非常高兴。但是过了几天，又看到把蒋介石放了，大家都很奇怪，以为张学良、杨虎城在搞什么把戏，干部和群众都议论纷纷。后来，又从香港的进步杂志上看到了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上报告的摘要。这个报告给了大家新的启发和很大鼓舞。特委考虑到新形势已经迎面而来，必须重新决定游击战争的方针，在干部和部队中进行教育，积极做好思想准备。研究后，由陈毅同志起草了一个文件：《抗日高潮与我们的任务》，并且在油山召开了干部会议。陈毅同志指出：“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看，已经到了新的阶段。西安事变表明了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面前，民族矛盾已经超过了阶级矛盾。形势很快就要起急剧变化，抗日高潮已在形成。”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不能有片刻松懈，必须继续提高警惕。因此决定，为了迎接新形势的到来，必须积极准备力量，在农村、在城市积极展开抗日救亡活动，展开广泛的宣传，并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民党应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让游击队开到抗日前方”的口号。
　　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地执行着反动政策，对赣粤边的进攻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增加了。蒋介石阴谋在国内和平实现以前，集中力量，消灭南方各省的游击队。继续战斗中我们失去了不少优秀的同志，像叶明勉、李乐天等同志，都是在这时牺牲的。
　　武装斗争继续到1937年7月11日，忽然国民党正规军队大部分撤离了里山，一定发生了重大事变。
　　原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又对上海发动了猖狂进攻。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并未放弃，“驻剿”赣粤边游击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进行了调动，但仍未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我们一面提高警惕，继续战斗；一面扩大部队，开展广泛的抗日活动。
　　我们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了呼吁团结抗战宣言，获得了群众热烈拥护，到处掀起了蓬蓬勃勃的抗日救亡运动、纷纷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全国抗日高潮及群众的压力下，国民党广东部队首先有了反应，接着大庾、南康、信丰三县的国民党县长也被迫发表了“和平谈判”声明。
　　特委对当时情况作了分析，又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利用机会，进行谈判，同时，积极准备抗日力量。至于政治上和行动上等重大原则问题，请示中央，由中央决定。于是由陈毅同志下山谈判，负责联系分散的游击区。
　　陈毅同志下山以后，在大庾、赣州、吉安、南昌等城市，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国民党也只好“殷勤”地招待，县长、专员、国民党军官都表示：“我们久仰陈先生是抗日救国志士，一向非常钦佩。”大庾县长甚至说：“全江西只有八个保安团，陈先生，江西是你们的。”但在“好心”后面，却射出了冷箭，国民党报纸竟登载了“油山共匪投诚”的消息。陈毅同志大怒，大庾县长连忙解释：“陈先生，对不起，我们就是这一套，表面投诚是做样子给英美看的，实际上我们就是捧你官上加官。”陈毅同志当即提出了坚决的抗议。
　　第二天，国民党的报纸连忙换了口气改为“共党陈毅接洽抗战合作事宜”。
　　在此过程中，我们会合了中央派来的同志，与中央取得了联系。在中央的指示下，经过谈判，解决了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走、释放政治犯、红色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等问题。并派人到各游击区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停战全面实现了。
　　赣粤边的游击队集中了，开始在潭塘坑，随着局势的好转，逐步移向平原。先移到板棚下，再移到池江，用新四军的名义在池江、吉安等地组织通讯处，在南昌组织了办事处。一面训练部队，一面组织了宣传队到城里去宣传抗日，与中央根据地的一些老关系建立了联系，在赣州、瑞金、雩都、兴国、吉安、泰和、万安等地都建立了地下工作的阵地。
　　赣粤边游击队，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留下的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党的宝贵财产。停战实现以后，除了留下部分同志继续坚持赣粤边的斗争外，其余武装部队编成了新四军的一部分。
　　南方八省的红色游击队汇集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高举着新四军的红旗，开赴大江南北的敌后战场，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坚持了八年抗战，在抗日战争中树立了功勋，有了很大的发展。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