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年11月06日
坚持在湘赣边区（中）
为了加强领导，会议决定把在攸县、萍乡边界坚持斗争的王用济同志（共青团省委书记）调回，成立临时省委，大家选举谭余保同志当书记。宣告湘赣省政府结束，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游击司令部，谭余保同志兼政委，我任参谋长。将现有部队分编成三个大队。不久在永新、萍乡、分宜等地又收集了一部分失散的人枪，加上莲花县委保存的枪支，共扩充到六个大队重新划分了活动范围，进行游击战。接着又发表了告群众书，向边区人民说明省委和它领导的游击队，任何时候都不会离开边区，它是任何人也消灭不了的。
棋盘山会议之后，我们对当前形势更加明确了，在斗争方法和战术上都做了相应的改变。省委和游击司令部带着三个大队，以武功山为依托，在茶陵、攸县、酃县、醴陵地区活动。我们又在广大的农村中，秘密地恢复了农会、青年团、妇女会等等群众组织。群众又发动起来了。他们又拿出埋在地下的长矛、土枪，有的拿起了扁担，和反动派、封建恶霸展开了斗争。
敌人着慌了。他们一方面实行“ 连坐法”，封锁山口、要道，稍有怀疑就大抓大杀；另一方面，又白天、黑夜地“围剿”，搜山、烧山。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断绝我们和群众的联系，把我们困死、饿死。然而，他们无法理解共产党任何时候都是和群众血肉相连的！就是在那严酷的斗争日子里，有的老乡宁肯牺牲自己，也不给白军带路，有的宁肯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情报送粮食。有个叫王桂莲的妇女，敌人抓她带路搜山，她明知我们在东山，却故意领着敌人在山中爬上爬下兜圈子。敌人骂她、打她、羞辱她，她也不肯示弱，并痛骂敌人。敌人在她身上得不到一点便宜，就挖掉了她的眼睛，活活地把她折磨死了。在湘赣边区，有多少个像王桂莲这样的英勇儿女，多少颗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心啊！他们的血和我们的血流在一起，他们的心和我们的心结成了铁的长城，捍卫着武功山上的红旗。
这年冬天，斗争的情况稍有好转，游击司令部常和省委在一起活动。有一天，我们在谭主席住的棚子里，围着一堆火交谈工作，谭主席听着大家的意见，拨弄着火苗说：“革命也像这火一样，是越拨越旺的。”正说着，门外一阵笑声，原来是有人把发姑同志领来了，她看我坐在里面，就站在门口不进来。
“ 发姑，”谭主席看着她，“进来烤烤火吧。”
我自从甘子山遇到她之后，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以后又因工作的关系，碰面的机会多了，我们也熟悉起来，渐渐地有了感情。
“坐下吧，烤烤火！”谭主席挪出一个位子来。发姑和谭主席谈了一会儿话，谭主席突然把话扯开了：“今天，我们游击队里要办一件大喜事。”说罢，朝我和发姑看了一下。本来在这以前，省委就准备让我们结婚，就是敌人不给时间。今天谈工作之前，大家都谈到我和发姑结婚的事，特别是罗维道同志更热心，整天地忙着。谭主席这么一提，我心里早就有数了，就是不好意思开口。也许是谭主席看出了我的心情，于是他又说：“两年来，游击队里办喜事，算你们头一次，这也说明了斗争形势在逐渐好转。”他抽了一口旱烟，“敌人说我们的生活陷入逆境，以致人人自危，军心涣散，这正说明敌人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他们不懂得，我们共产党人是最善于安排生活的；就是再艰难些，也不能使我们陷入绝境，也不能使我们从心理上丧失正常生活的能力！因为我们有党，有人民。”
谭主席叫人填好两张工农民主政府留下的“结婚证书”，递给我和发姑说：“一切按照我们的传统办理！”
同志们祝我们成为一对模范的革命夫妇，希望我们在斗争中共同努力，共同前进。在大家的祝贺声中，我和发姑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正当大家为我们俩的结婚在举行会餐时，有个人匆匆赶来，在发姑面前站了一会，又转到谭主席那里去了。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然而，谭主席末了那句“是不是可以考虑另外派人去”的话，我和发姑都听到了。发姑轻轻地对我说：“有任务，我得马上出发。”没等我表示态度，她已走到谭主席面前，坚定地说：“还是我去！”谭主席看了我一下，像是征求我的意见，然后又转向发姑说：“好吧！你去一趟合适。”
我把那块当被子用的布单送给发姑，权当结婚的礼物，又叮嘱她路上要小心些，她就上路了。
木棚子外，飘着雪花，西北风呼呼的，发姑披上那块布单，踏着雪路匆匆走了。我站在高处，一直到看不见她的身影为止。
发姑本来是个穷人家的姑娘，什么事情也不懂。经过党的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她已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了。我坚信她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党交给她的艰巨的任务。
这天晚上，发姑没有回来。第二天，第三天……一直不见她回来。后来才知道，由于交通阻隔，她被留在别的地区工作。
又熬过了一个严寒的冬天，当春天来到武功山上的时候，坚持在各地的游击队又活跃起来了。留在省委的红5团，也开始了新的行动。省委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决定我们红5团打出去，寻找时机，歼灭敌人。
那时，敌人欺负我们没有炮，到处筑有碉堡，白天派部队搜山、“清剿”，晚上就住在碉堡里。开始，还放个哨，后来，哨兵也撤了。省委根据这一情况，号召军民齐动手，火烧碉堡。
于是，上灯之后，我们就分散摸进村庄，摸到碉堡跟前，把蘸上了火油或夹着松脂的稻草点着塞进碉堡。一霎间，便听到那些在抽大烟、赌纸牌的匪徒，乱叫乱蹦起来。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跑到不远的山上，看着熊熊的大火，听着敌人尖厉的叫声，欢呼战斗的胜利。
火烧碉堡，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敌人也学乖了。武功山附近的敌人又加强了戒备，采取了种种狠毒的措施。
情况变化，我们又采取了另一种战法。
一天，3大队的支书刘全同志派人回来报告情况说：“州湖镇的保安团和政府官员，除了敲诈勒索、抓人杀人，就是打牌酗酒，有时，晚上连岗哨也不派。”
州湖是安福县的一个大镇，国民党县政府也在那里，有保安团的一个中队。我们立即决定从2、3、4大队里选调一百来人，采取长远奔袭的办法消灭州湖的反动派，打烂国民党县政府。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
棋盘山会议之后，我们对当前形势更加明确了，在斗争方法和战术上都做了相应的改变。省委和游击司令部带着三个大队，以武功山为依托，在茶陵、攸县、酃县、醴陵地区活动。我们又在广大的农村中，秘密地恢复了农会、青年团、妇女会等等群众组织。群众又发动起来了。他们又拿出埋在地下的长矛、土枪，有的拿起了扁担，和反动派、封建恶霸展开了斗争。
敌人着慌了。他们一方面实行“ 连坐法”，封锁山口、要道，稍有怀疑就大抓大杀；另一方面，又白天、黑夜地“围剿”，搜山、烧山。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断绝我们和群众的联系，把我们困死、饿死。然而，他们无法理解共产党任何时候都是和群众血肉相连的！就是在那严酷的斗争日子里，有的老乡宁肯牺牲自己，也不给白军带路，有的宁肯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情报送粮食。有个叫王桂莲的妇女，敌人抓她带路搜山，她明知我们在东山，却故意领着敌人在山中爬上爬下兜圈子。敌人骂她、打她、羞辱她，她也不肯示弱，并痛骂敌人。敌人在她身上得不到一点便宜，就挖掉了她的眼睛，活活地把她折磨死了。在湘赣边区，有多少个像王桂莲这样的英勇儿女，多少颗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心啊！他们的血和我们的血流在一起，他们的心和我们的心结成了铁的长城，捍卫着武功山上的红旗。
这年冬天，斗争的情况稍有好转，游击司令部常和省委在一起活动。有一天，我们在谭主席住的棚子里，围着一堆火交谈工作，谭主席听着大家的意见，拨弄着火苗说：“革命也像这火一样，是越拨越旺的。”正说着，门外一阵笑声，原来是有人把发姑同志领来了，她看我坐在里面，就站在门口不进来。
“ 发姑，”谭主席看着她，“进来烤烤火吧。”
我自从甘子山遇到她之后，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以后又因工作的关系，碰面的机会多了，我们也熟悉起来，渐渐地有了感情。
“坐下吧，烤烤火！”谭主席挪出一个位子来。发姑和谭主席谈了一会儿话，谭主席突然把话扯开了：“今天，我们游击队里要办一件大喜事。”说罢，朝我和发姑看了一下。本来在这以前，省委就准备让我们结婚，就是敌人不给时间。今天谈工作之前，大家都谈到我和发姑结婚的事，特别是罗维道同志更热心，整天地忙着。谭主席这么一提，我心里早就有数了，就是不好意思开口。也许是谭主席看出了我的心情，于是他又说：“两年来，游击队里办喜事，算你们头一次，这也说明了斗争形势在逐渐好转。”他抽了一口旱烟，“敌人说我们的生活陷入逆境，以致人人自危，军心涣散，这正说明敌人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他们不懂得，我们共产党人是最善于安排生活的；就是再艰难些，也不能使我们陷入绝境，也不能使我们从心理上丧失正常生活的能力！因为我们有党，有人民。”
谭主席叫人填好两张工农民主政府留下的“结婚证书”，递给我和发姑说：“一切按照我们的传统办理！”
同志们祝我们成为一对模范的革命夫妇，希望我们在斗争中共同努力，共同前进。在大家的祝贺声中，我和发姑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正当大家为我们俩的结婚在举行会餐时，有个人匆匆赶来，在发姑面前站了一会，又转到谭主席那里去了。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然而，谭主席末了那句“是不是可以考虑另外派人去”的话，我和发姑都听到了。发姑轻轻地对我说：“有任务，我得马上出发。”没等我表示态度，她已走到谭主席面前，坚定地说：“还是我去！”谭主席看了我一下，像是征求我的意见，然后又转向发姑说：“好吧！你去一趟合适。”
我把那块当被子用的布单送给发姑，权当结婚的礼物，又叮嘱她路上要小心些，她就上路了。
木棚子外，飘着雪花，西北风呼呼的，发姑披上那块布单，踏着雪路匆匆走了。我站在高处，一直到看不见她的身影为止。
发姑本来是个穷人家的姑娘，什么事情也不懂。经过党的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她已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了。我坚信她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党交给她的艰巨的任务。
这天晚上，发姑没有回来。第二天，第三天……一直不见她回来。后来才知道，由于交通阻隔，她被留在别的地区工作。
又熬过了一个严寒的冬天，当春天来到武功山上的时候，坚持在各地的游击队又活跃起来了。留在省委的红5团，也开始了新的行动。省委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决定我们红5团打出去，寻找时机，歼灭敌人。
那时，敌人欺负我们没有炮，到处筑有碉堡，白天派部队搜山、“清剿”，晚上就住在碉堡里。开始，还放个哨，后来，哨兵也撤了。省委根据这一情况，号召军民齐动手，火烧碉堡。
于是，上灯之后，我们就分散摸进村庄，摸到碉堡跟前，把蘸上了火油或夹着松脂的稻草点着塞进碉堡。一霎间，便听到那些在抽大烟、赌纸牌的匪徒，乱叫乱蹦起来。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跑到不远的山上，看着熊熊的大火，听着敌人尖厉的叫声，欢呼战斗的胜利。
火烧碉堡，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敌人也学乖了。武功山附近的敌人又加强了戒备，采取了种种狠毒的措施。
情况变化，我们又采取了另一种战法。
一天，3大队的支书刘全同志派人回来报告情况说：“州湖镇的保安团和政府官员，除了敲诈勒索、抓人杀人，就是打牌酗酒，有时，晚上连岗哨也不派。”
州湖是安福县的一个大镇，国民党县政府也在那里，有保安团的一个中队。我们立即决定从2、3、4大队里选调一百来人，采取长远奔袭的办法消灭州湖的反动派，打烂国民党县政府。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