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黄昏，云雾迷蒙，尺把距离就人影模糊，大有暴风雨即将来临之势。我和刘培善同志估计，敌人绝不会想到我们会在这样的天气去袭击他，因此便带领着一百来个经过挑选的精兵出发了。大约走了二十里路，大雨倾盆而下，雷电交加，大家还是拄着木棍，借着闪电的光亮，飞奔州湖镇。
　　八十多里的急行军，只有六个钟头就结束了。
　　在雷雨声中，部队按计划行动了。借着雷电的闪光，只见几个黑影窜到了土圩跟前，接着又是几个黑影跳进围墙。不一会，亮光一闪，木栅门打开了。部队悄悄地进入土围子。原来突击队进去以后，敌人的哨兵正在木栅门边的岗亭里打盹，立即就被抓住了。
　　部队进镇之后，刘培善同志立即带着2、4大队的人，按照原定计划包围了住在岗楼里的保安中队，我带着3大队冲进县政府。顷刻间，州湖镇就像一锅开水似的沸腾起来，到处是枪声、小号声，镇上的群众知道红军来了，也都打着火把，呐喊助威。岗楼上的敌人吓得晕头转向，躲在岗楼里不敢出来。县政府里的反动派官员吓得赶紧往床底下钻。还没有等他们把惊魂定下来，我们已经把他们一一活捉了。
　　在俘虏群中，我们找到了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县长和第一科科长，州湖镇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一群群举着火把赶来，要求枪毙这两个杀人魔鬼。我们在群众的要求下，宣布了他们的罪状，拉出去枪毙了。对其余的人，宣布了我们的政策，全部释放。
　　没收的粮食、被服还有家具，全分给当地群众，这个决定一宣布，齐集在县政府里的群众，高举火把，齐声欢呼红军为他们除害。就在这个时候，刘培善同志站起来，大声地说：“湘赣边区是毛主席亲手建立的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决不会离开这里，红军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边区… … ”
　　当大地放出红光、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送走了掮着粮食、杂物回家的群众，扛起缴获的机枪、长枪、短枪、粮食、服装，带着安福县的全部档案文件，离开了州湖镇。
　　在这次奔袭州湖的战斗中，我不幸腿上带了花，留在山上养伤。谭主席想得真周到，把发姑调了回来，要她一边工作，一边护理我。她来的那天，正是我们结婚后的第七个月，也是我们分手后的第七个月。
　　依靠着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一次接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打垮了敌人千百次进攻。到了1936年的冬天，我们的游击地区扩大了，枪支弹药增多了，游击队也壮大起来。
　　1937年，我们又在九龙山上休整。虽然谁也不知道休整的时间会有多长，但大家都尽力把生活安排得好一些。用杉树皮当瓦的房子盖起来了；班与班之间，顺着高低不平的山坡，修起了小路；房子周围和路边盛开着五光十色的野花……我们就在这自建的营房里学习军事、政治、文化。
　　一天，忽然有一个人带着一封特委的介绍信，来到我们这里。信上写着：“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
　　陈毅同志住下来以后，就向我和刘培善同志讲解当前的国内外形势，逐条地解释党的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夜深了，他一点倦意也没有，还是讲：“现在我们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集中力量先打日本鬼子，坚持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都要下山去… … ”
　　陈毅同志的话，使我觉得很有道理。可是，一想到蒋介石连做梦都在千方百计要消灭我们，又觉得和他合作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眼前，山下就聚集着国民党的部队，怎能轻易下山呢？我心里反复这样想。刘培善同志也没有说话，他一直注意着健谈的陈毅同志。
　　最后，我们建议陈毅同志先找谭余保同志商量一下。陈毅同志同意了，立刻叫我们明天派人把他送到谭主席那里去。
　　第二天，东方露出了鱼肚色，陈毅同志来到了我们下操的地方，见到我就问：“你们经常下操和上课吗？”
　　“我们从来也不放弃反动派给的这样好的机会。”
　　陈毅同志满意地笑着：“你们做得对！除了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之外，还得教士兵们打仗的办法，教给他们政治、文化。”
　　我们派黄炳元、李森启等同志，带了侦察员，把陈毅同志送走了。
　　从陈毅同志走后，我们一直焦急地等待着谭主席那里来的消息。
　　两天过去了，没有消息。
　　三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人来。
　　我和刘培善同志商量之后，决定带少数部队，打到茶陵的腰陂镇去。战士们一听说要打腰陂镇，个个都兴高采烈。
　　打罢腰陂镇，回到九龙山不久，谭主席派专人送来了他的亲笔信，叫我们部队立即停止行动，准备下山。
　　1937年11月，我们告别了长眠的战友，走出了掩护我们坚持斗争的武功山、九龙山、武里山、牛心山、甘子山、杨梅山……的深林，奔向指定的集中点。这时我们才完全知道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了。
　　新的任务来到了，我们坚持在湘赣游击根据地的武装，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开赴江南敌后，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光荣使命。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