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胡琛：聆听作家故事，感受文学力量。本期《作家说》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协会员、宝塔区作协副主席杜海瑜。 杜海瑜，男，陕西延安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散文选刊·下半月》签约作家。他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习写作，在国内报刊、网媒发表作品若干，作品入选中国当代散文选、2023年中国散文年选。出版散文集《岁月从心中走过》《雪花在夏天飞扬》，主编散文集《团圆·我们的中国年》。其中《岁月从心中走过》选入《中国西部散文大辞典》，并在“ 2024年度中国散文年会”评选活动中荣获十佳散文集奖。

    ● 嘉宾杜海瑜

　　胡琛：什么样的经历，让您走上文学的道路？
　　杜海瑜：我是土生土长的宝塔区蟠龙人。据史料记载，蟠龙镇建于元代，是内地通往榆、蒙的必经之地，长辈们说祖先是古镇的开拓者，也曾荣耀过、辉煌过。至我爷爷辈、父亲辈却家道式微、学识普通，以致我们这一辈多为引车卖浆者流。
　　我从记事起，经常喜欢听大人们在冬闲时讲古朝古事，激发了我看书的欲望。最早看的是小人书，《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常常让我如痴如醉。我曾偷过家里的糕馅去换小人书看，也曾积攒钢镚儿去集市小人书摊租书看，常常看得饥肠辘辘，但乐此不疲。尤其是北京知青来了后，带来了很多书籍办起了阅览室，在我灵魂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高中时，我的语文老师苏铁曾在课堂上高兴地点评过我的作文《难忘的一天》，并将其推荐为全年级范文，还推选我为语文科代表。他要求我们背诵课本里选录的所有古诗词、古文，还有鲁迅的经典篇目，对我文学素养的提高起到了潜移默化作用。
　　高中毕业我回乡务农，开始学习写作新闻报道，先后在《陕西农民报》《延安日报》上发表一些豆腐块文章，被聘为延安市广播电台特约通讯员，曾被评为全市优秀新闻工作者，参加了表彰大会。1983年，我进城参加工作。其间，我参加了《长安》青年文学讲习所、山西刊大、陕西新闻刊院、《小小说选刊》《塑方》等组织的文学函授学习，对各种文学体裁有了比较系统的学习，并尝试大量习作。1988年，我工作的企业兼并而后关停，已是车间主任、曾经踌躇满志的我下岗了。我为稻粱谋，四处奔波，蹬过三轮，赶过集，摆过摊，开过粮油小店，身心俱疲，无暇他顾。后来，我因会写些材料被召回单位留守处上班，但还是数月拿不到工资，生活依旧朝不保夕。那段时间，是书籍伴我度过这段困难的日子。
　　改革开放以来，百业兴盛，物资渐渐丰盈，衣食已经无忧，心境便也舒坦，我便又拾起笔来，好在廉颇老矣，食量尚可，语言文字还不生疏，陆续记录了熟悉的人和事以及对人生的感悟，我的写作逐渐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取得了一些成就。现在，写作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成为了一种习惯。有时候，灵感来了，便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甚至吃饭不香，睡觉不安，写出来心中方才释然。
　　胡琛：请您聊聊自己作品的创作过程。
　　杜海瑜：我写作纯粹是一种爱好，是一种业余爱好，并非专业写作，不靠写作吃饭，没有功利性，有感而发，故而我写得比较随意、自然。我认为写作是对客观世界主观的反映，是对生活的记录。我写文字喜欢一气呵成，一般不太构思，我让文字随着自己的情感、思维流淌。有时写到一半，没有了兴趣，便丢开。
　　对于我来说，业余写作必须安排好家庭，如果为文学殉情，一生不婚，或妻离子散，不为父母尽孝，不抚育子女，极不道德，是对人性的亵渎，是对社会的犯罪。因为自己的爱好，一己私利，把自己应尽的义务和承担的责任抛给社会，这样的人是写不出高尚的作品。
　　我比较认同汪曾祺先生的写作观：“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生。”生活本来就有很多意外，抬头看天，彩云朵朵；低头看地，一地鸡毛。面对苦难，我们如果不想到前程，不期待明天，那生活就是黑暗无边。所以，我是为了寻找阳光、寻求愉悦而写作。
　　胡琛：请讲述自己最满意的一部作品。
　　杜海瑜：说实话，我对自己的作品没有最满意的。由于自己不是科班出身，文字功底差，每每与别人的作品相比，总是感到惶恐，甚至汗颜。第一本书《岁月从心中走过》出版时，我的心中是比较激动的。这本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共38万字，7辑115篇，收录了我几年间写下的文字，倾注了我的心血，编辑改动很少，基本保持原貌，内容有雅有俗，总的来说读者评价不错。在“2024年度中国散文年会”评选活动中，荣获十佳散文集奖。被延安市图书馆、西安市碑林区图书馆、延安技术学院图书馆、延安检验（认证）集团等处收藏。
　　第二本书《雪花在夏天飞扬》，杨葆铭先生为我题写书名，史小溪先生为我作序，由太白文艺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由于某些原因，编辑撤掉了几乎一半稿子，这些稿子有的在中国散文学会等平台发过，有的在报刊发过，都是我自认为有些分量的文字，也为此与编辑争执，甚至想放弃出版，但还是遵从出版社。所以，说心里话，我没有出第一本书的喜悦，甚至还有些沮丧。但总归是正式出版，于自己而言，告一段落，也了却了一桩心事；于社会也有益无害。
　　胡琛：有没有什么和读者的互动和我们分享？
　　杜海瑜：一个深夜，我的手机响起，荧屏显示是北京号码，我接起，一个浑厚的男声传出：“你是杜海瑜吗？”我说：“是。”他说：“我是惠树华。”我立即坐直身子，说：“惠老师，你好！”
　　惠树华是我在蟠龙中学上初一时的班主任。他当时是民请教师，后来自学考上中专，曾在郊县任过重要部门的领导，退休后随儿子在北京带孙子。我和他有40年未见面，却因为我的一篇文章《蟠龙街的记忆》再次联系上了。
　　惠老师告诉我，2018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一位在京老乡看了我这篇文章，觉得文笔很好又具有史料价值，于是便向他打问了我，让我们有了再续前缘的机会。不久，他回延安办事，专门约我及几个学生见面，共叙师生情谊。现在，我每有自己比较满意的新作，必发给他探讨。他在一篇书评中写道：我成了海瑜作品的忠实读者，成了海瑜的虔诚粉丝。
　　我父亲的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同事告诉我，他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我写的书。据我所知，老人家一生节俭，他能拿出几十元钱买我的书，很让我感动。很多熟人、朋友见了我，也总要谈论我的书，当然，多是溢美之词，但我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从不敢骄傲、自豪。
　　胡琛：可以聊聊您对未来的计划和展望吗？
　　杜海瑜：从今年开始，我一边抽空整理书稿，一边联系出版社。我计划出第三本散文集，然后再整理一下以前写的小说、诗歌，有机会也结集出版。
　　从青年时期，我就想写一部鸿篇巨制，写我的家乡蟠龙古镇的前世今生，写这方土地上的恩怨情仇，尤其是看了陈忠实的《白鹿原》后，这个愿望更加强烈。但我自觉文字功底不足，而且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众多人物、重大事件把握、定位不准，不可草率动笔。如果身体允许，退休后我将走访、研究，在纷繁复杂的事件中抽丝剥茧，争取把家乡的历史用文学语言真实地呈现世人。
　　当然这是设想，是愿望，我不想给自己太大压力，我想在心情愉悦的情况下写出有趣的文字。
　　胡琛：您最喜欢的文学类型或体裁是什么？为什么？
　　杜海瑜：喜欢什么文学类型和体裁，是与文化层次、人生阅历、年龄段位相关的。我在这方面大致经历了这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上学期间喜欢小说。这个阶段，我听说书和古朝，知晓了这些事件和人物是书中记载的，读了《说岳全传》及连品带猜读完繁体字《西游记》后，觉得小说红火热闹，人物个性鲜明，英雄人物伸张正义，甚至无所不能，便痴迷上小说。在看小说的同时，自己竟然开始动手写长篇小说，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行为，当然是有始无终。
　　第二阶段，在25岁未结婚成家前喜欢诗歌。这一时期是上世纪80年代。受改革开放各种思潮的影响，正当青春萌动、激情奔放的我，对一切事物好奇、敏感、有理想、有抱负，故而诗歌比较适合释放我的情感。这一阶段，我读了外国的普希金、惠特曼、泰戈尔、叶赛宁，读了国内的汪国真、舒婷、海子、北岛等，我对当时还在延安工作的梅绍静的有陕北信天游味的诗特别喜欢，至今还能背诵一二。我曾将喜欢的诗歌抄录了厚厚的两笔记本，随时吟诵、品读。
　　第三阶段，进入中年，激情消逝，浪漫无存，我的人生阅历丰富了，三观已定，便喜欢起了散文。我觉得散文是文学类型中最能真实、直接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文体。它形散而神不散，篇幅不拘长短，几百字可以，几万字亦可。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真情实感，书写所见所闻。
　　胡琛：有哪些特别难忘的经历对您的写作产生了影响？
　　杜海瑜：作为一名从1983年就参加工作的产业工人，我亲身经历了延安企业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兴衰历程。我所在的纺织厂曾是延安的骨干企业，最辉煌时有上千名职工，厂区里学校、食堂、医务所一应俱全，产品还曾远销海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南方产品冲击市场，我们厂逐渐陷入困境，最终停产关停。下岗后，生活一下子变得艰难，为了生计，我晚上偷偷去担粪种菜，也曾焊了烤肉炉子在街头摆摊。那时候，不仅生活困顿，精神上也备受压力，但我从未放弃过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
　　进入新世纪，我们终于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生活得到了根本改善。从最初的无奈、怨懑，到现在的理解与感恩，这段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个人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如果说我的写作有点成绩，这都要感谢这个时代，感谢日益繁荣的祖国。正是国家的安定与发展，给了我们踏实创作的环境，让我能够用文字记录下这段难忘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