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礼仪之邦”，骂人素来有讲究，若非心头那点愤懑实在摁不住，大约是不会轻易撕破温文尔雅的体面的。于是便有了“衣冠禽兽”“猪狗不如”这类狠戾的骂词，将世间不堪的恶行，一股脑儿推到畜生的名下去。然而近来，我对于“人不如狗”这四字，却另有一番体味。这体味，无关乎滔天的罪恶，亦非尘世的肮脏，它只是从我自己的日子里，从家中的烟火气中，一丝丝、一缕缕地渗出来，沉甸甸地压在心口上。这体味的来源，是我家那只名叫“豆包”的小狗，和我的老父亲。
　　父亲是老了。老，像一场静悄悄的霜降，先是染白了他的鬓角，而后便顽固地侵入他的眼睛、耳朵，还有那盛满往事的记忆。他渐渐缩进阳台那把旧藤椅里，一日日地沉默下去，成了一尊日渐风化的石像。我们做儿女的，自然是慌的，电话、补品、节假日的探望，一样不落。可我们的关心，不知何时起，带上了一种“安排”的乃至“管理”的意味。劝他营养，催他走动，搜肠刮肚地与他说话。换来的，总是一个隔着千山万水的“嗯”。我们活在快的、忙的、讲究效率的现世里；他却留在慢的、静的、只有回忆溯流的孤岛上。我们伸过去的手，总也够不着他，只剩下满腔的笨拙与无力。
　　于是，“豆包”来了。一只最普通的白色比熊，萌萌的绒球似的，其貌不扬憨态可掬。可就是这个小小的生灵，在我父亲那方日渐褪色、坍缩的世界里，成了唯一鲜活而忠诚的住民。父亲那些在我们听来重复、琐碎、了无意义的唠叨——关于半个世纪前某位同事的一句玩笑，关于早已拆毁的老街上那缕桂花糖的甜香，关于某次出差时瞥见的一抹陌生的霞光——他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诉说的对象。他对“豆包”说，一遍，两遍，十遍，一百遍。“豆包”总是安静地听着，将温顺的头颅搁在父亲逐渐枯瘦的腿上，一双乌亮的眼，澄澈地映着父亲翕动的唇，仿佛聆听世间最美的歌唱。
　　它不但听，它还笨拙地回应。用湿凉的鼻尖去碰父亲的手，呜呜地应和，或执拗地叼来一个磨旧了的橡皮球，定要父亲抛给它。就在这些微不足道的往复里，奇迹般地，父亲石像般的脸上，竟会荡漾涟漪。那是一种全然的松弛与安适。在“豆包”面前，他终于不必再是那个必须顶天立地、明理坚强的父亲。他可以只是一个衰弱的、啰唆的、需要陪伴的老人。“豆包”给他的，是我们给不了的——“无条件的陪伴”。因了这陪伴，父亲的话多了，声音也亮了；那把藤椅也困不住他了，每日几次，他会主动牵着“豆包”，慢慢踱在树荫下、阳光里。
　　于是，那句“人不如狗”，便在此刻，裹着一层厚重的、无法辩驳的苦涩，再度涌上我的喉头。我们自然是爱父亲的，这爱植根于血脉，深厚如土。可我们的爱里，掺杂了太多别的东西：有自身生活的烦乱与疲惫，有对衰老本能的疏离与畏惧，更有一种隐秘的、希望他“通情达理”“安稳康乐”以减轻我们负累的期待。我们的爱，原来是有条件的。那条件，便是要他活成我们期望中，一个标准的、不添麻烦的“老人”。
　　而“豆包”呢？它的世界小得可怜，只容得下父亲一人。它不评判，不期望，更不索取。它的存在，便是陪伴的全部意义。在对抗生命尽头那无边荒寒的孤独一役上，这只凭本能行事的小犬，竟比我们这些满口伦理亲情的骨肉，做得更纯粹、更妥帖。
　　这真是一种令人难堪的错位。我们人类，耗费千年心血，筑起文明的广厦，制定繁复的伦理，将“孝”字写得顶天立地。可临到终了，最能慰藉那具走向衰老躯壳与灵魂的，却往往是一只不会言语的小生命。是我们真的太忙，忙得失了那颗能静静相陪的心？还是文明本身，在将我们装饰得衣冠楚楚的同时，也悄然磨损了我们心底最原始的那份朴素温情？
　　夜渐渐地深了。阳台上，父亲低沉而平和的声音，仍絮絮地与“豆包”说着些只有他们才懂的话。我远远望着，心底那声“人不如狗”，再无半分骂人的凌厉。它沉了下去，变成一面冰冷的镜子，照见我，照见我们，照见那华丽衣冠下，一份无可推诿的亏欠。它不再是一声骂，而是一声悠长的、沉重的叹息，落在这无边的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