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像一根被岁月反复揉搓的麻绳，时紧时松地系在心口。从黄龙县城到我的家乡，要先到小镇白马滩，再往西南拐进更深的沟壑，地图上短短一截，却足足装下了我五十多年的穿行与回望。
　　最早记得的路，是父亲赶着生产队的骡子车带我去镇上。那是一条不足一丈宽的黄土路，像条黄鳝，瘦伶伶地缠在川道里。晴天，车轮碾过厚厚的浮土，像船犁开凝固的黄色波浪，尘土能扬起半天高，路边的酸枣树枝都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土，蔫头耷脑。父亲坐在车辕前头，偶尔甩一下并不真正落下的鞭子，嘴里发出“嘚儿——吁—— ”的吆喝。骡子不紧不慢地走，板车“吱吱呀呀”地唱。我坐在车厢里，屁股下垫着麻袋，身子随着颠簸左右摇晃，眼睛却不够用，看惊飞的山雀，看崖壁上斜刺里长出来的酸枣树。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去“远方”，路的尽头是镇上的供销社，父亲会用攥出汗的毛票给我换几颗硬糖。糖纸在太阳下闪闪发亮，和那条漫天的黄尘路，一起成了我对“外面”最初的定义。
　　后来，我考上镇里的初中，成了住校生。路，便成了每周日下午母亲目送我离去、和周末傍晚我归来的步行道。三十多里山路，用脚底板丈量。运气好的时候，能在半道拦下一辆顺路的拖拉机，那就是天大的幸事。路面上那时已铺了一层碎石子，但遇到坑洼依然颠簸得很厉害，像是存心要把人骨头摇散。车斗边焊着几条光秃秃的铁栏，我们七八个学生挤坐着，必须死死抓住，指甲盖都掐得发白。遇上大坑，整个人被抛起来，又重重摔下，尾椎骨生疼，早饭都能颠到嗓子眼。开车的师傅是个黑红脸膛的汉子，嘴里总叼着烟卷，把油门踩得震天响。山路盘旋，一侧是刀削似的石壁，一侧是数丈深的沟。每逢急弯，车厢向悬崖那边剧烈倾斜，总有人吓得尖叫。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心里也怵，却偏要装出大胆，扒着帆布篷的破缝，看外面飞速倒退的、令人眩晕的深谷。一趟下来，耳朵里嗡嗡响半天，浑身骨头像被拆开重装了一遍。可就是这样一趟嘈杂、颠簸、充满土腥味和柴油味的旅程，结实实地连接着镇上的学校和山坳里的家。峰回路转间，一个少年对山外世界那模模糊糊的向往，也跟着一路浮沉。
　　再后来，父亲为我上学方便，卖了家里养得最肥的一头猪，又东拼西凑借了点，给我换回一辆崭新的“红旗”牌二八大杠。父亲教我学骑车，我在打谷场上摔了好些跤，膝盖上的青紫瘀痕一个夏天都没褪干净。但从此，我上学回家的路就响起了清脆的车铃声。骑着车走在凸凹的土路上，需要全神贯注，避开碎石和大坑，上坡时得弓起身子猛蹬，下坡时则要紧紧捏住车闸，手心都是汗。常和同路的伙伴一边喘着粗气爬坡，一边做梦：要是这路变成柏油路该多好。尽管那时，我们谁也没见过真正的柏油路是什么模样，只知道书本上说它“平整”“黝黑”。“怕是得等一二十年。”同伴说。“ 一二十年？我看三十年都难。”我望着眼前无尽的山峦，“咱这穷山旮旯，修路得花多少钱？也许这辈子都盼不上了。”语气里有少年的沮丧，也有对现实懵懂的认知。
　　梦想似乎遥不可及，但日子却在汗水中挤出了转机。我初中毕业辍学回家，靠上山挖药材，攒了两年多，终于换回一辆“建设”牌摩托车。那锃亮的车身、轰鸣的引擎，让我觉得整条山沟都成了我的跑道。从家到镇上的三十多里，时间被缩短到半个多小时。风呼呼地掠过耳畔，路旁的树木连成绿影，前所未有的速度感，让我觉得自己正在冲出大山的重围。
　　可大山也有它的脾气。记得一个夏日的中午，我骑到那段最出名的黄胶泥路段，发现路面被雨水泡得泥泞不堪，那土立刻变成黏稠无比的浆糊，死死塞满车轮前后瓦槽。摩托车吼叫着，挣扎着，往前拱不了几步，前后挡泥板和车轮瓦圈之间就被泥巴塞个严实，车轮被卡死，动弹不得。我只好停车，找一根树枝，蹲在泥泞里，一点一点往外掏。掏空了，推车走几步，又塞满，再掏。不到五里的路，竟耗去了三四个小时光景，筋疲力尽。那一刻，贴在大山川道的这条路，用它最原始的方式告诉我，什么是羁绊，什么是艰难。
　　就在我几乎认定，柏油路只是个奢侈幻影的时候，消息却像一声春雷炸响了山村——真的要修路了！政府拨款，乡亲们自发集资，开山炮震得山谷轰鸣。几辈人不敢想的事，眼看着就要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当第一条三米宽的柏油路终于蜿蜒进山，我骑上摩托车第一个冲了上去。那平坦、黝黑的路面，吞没了所有颠簸的噪音，只剩下引擎顺畅的呼吸。
　　二十多分钟，风一样就到了镇上。办事，回家，仿佛只是出门拐了个弯。党的政策春风，真的越过了千山万壑，吹到了每一个皱褶般的山旮旯里，吹暖了每一个山民的心窝。
　　再后来，我成了镇上邮电所的一名投递员，那条路成了我每日奔波的血脉。而更大的变化，在我穿梭于乡间的车轮下悄然发生。一条崭新的二级公路，像一柄灰白色的巨剑，带着无可阻挡的气势劈山而来。七米五的宽阔路面，遇山钻隧，遇沟架桥，大岭高山钻通三公里隧道，石门天堑架起一座新的大桥，硬生生将蜿蜒化为顺直，将天堑变为通途。
　　后来，我也有了自己的小汽车。回家，成了方向盘上几次轻盈的转动，是车窗内恒温的半小时。那条曾耗尽父亲气力、颠簸我整个少年时代的山路，变得如此温顺、迅捷，甚至有些平淡。
　　起初，我是狂喜的。便捷拉近了时空，故乡仿佛触手可及。可不知从何时起，心底却漫上一丝微茫的怅惘。太快了，快得来不及看清路边那毛栗树今年的果子是密是疏；快得闻不到雨后黄土混合着青草根脉的特殊腥气；快得和那些熟悉的急弯、陡坡、崖壁上陪我长大的核桃树，都来不及打声照面。它们，连同着那段需要气喘吁吁、浑身尘土与汗水才能抵达的时光，一起被沉默地甩在了身后，甩进了记忆的深谷。
　　那些被速度轻易抹掉的细节，连同父亲沉重的喘息、三轮车刺鼻的柴油味、少年离家时背包里母亲偷偷塞进的、带着体温的煮鸡蛋，瞬间汹涌地扑回，撞得胸口发闷。我索性停下车，走到崖边。从这里望去，崭新的公路像一条耀眼的带子，车辆风驰电掣。而脚下这条老路，沉默、荒芜，却像一道年轮，每一道曲折都刻着活生生的故事。
　　回到小镇上，那种熟悉的疏离感又轻轻漫上来。街道拓宽了，两旁是整齐的二层小楼，贴着光洁的瓷砖。超市、快递点、装着玻璃门的饭馆，取代了记忆中的供销社、铁匠铺和飘着油糕香气的小摊。许多面孔是陌生的，好像又很熟悉。
　　宽阔的新路旁边，那座父母一砖一石筑起的老院子还在，但左邻右舍的空房多了，有的院墙塌了一角，野枸杞的藤蔓悄悄爬了进去。母亲好像还在厨房忙活，抽油烟机轰轰地响。而父亲又似坐在院里的梨树下，用智能手机外放着短视频，响亮而热闹的声音填满了小院。
　　回县城的路上，车子平稳地驶上大桥，后视镜里，小镇在午后的阳光下安详如画，红瓦白墙掩在层层叠叠的绿意中。我关掉了音乐，在骤然降临的寂静里，车轮摩擦路面的沙沙声变得异常清晰。恍惚间，这规律的声音仿佛与记忆里自行车链条的“咔咔”声、拖拉机引擎的轰鸣、摩托车陷在泥泞里的无助喘息叠在了一起，变成一支混杂的、属于这条路的交响。
　　忽然间，我明白了。那条颠簸尘土飞扬的老路，从来就不只是地理的距离。它是父亲汗水滴落的轨迹，是我对外面世界最初渴望的载体，是山村与外部之间血脉艰难搏动的筋络。它每一道坎、每一处弯，都磨过一代人的脚板、车轮与年华。
　　而这条平坦迅捷的新路，它是时代向前奔跑的足迹，是生活终于得以舒展的眉梢。它拉近了无数游子与故乡的时空，让牵挂变得触手可及，却也悄无声息地改写了故乡的节奏与呼吸。
　　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走在两种路之间。身体沿着新路轻快抵达，灵魂却常常需要沿着老路，慢慢走回去，摩挲那些被速度甩在身后的温度与重量。那重量，是父亲推车时绷紧如弓的脊背，是母亲目送我远去时久久不曾抬起的手，是拖拉机司机那被方向盘磨出硬茧的掌纹，是黄土路上深深浅浅、承接过无数离别与欢聚的车辙。
　　路，终归是越走越宽的。家，也在这路的变迁中，变换着容颜。新旧两条路，像两条拧在一起的绳索，一条明亮如未来，一条沉静如往事，共同拴着我，拴着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又不断回头张望的人。
　　无论走得多快、多远，路的尽头，永远是母亲灶膛里那簇不熄的火光，是父亲电话里那句不变的“路上慢点”。而回家的路，从来不止在导航地图闪烁的线条里，更在血脉深处那一声熟悉如心跳的召唤中。它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归程的开始。